何新：秦昭王是中国历史雄才伟略的第一“帝”，而不是秦始皇

本文要义：

史书中鼎鼎大名的秦始皇，其实不过是承先代之余烈而已。真正奠基了秦国统一中国大业的伟大君王，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一向被史家所忽视的他的高祖父——秦昭襄王。所以中国千古第一帝并非秦始皇而是秦昭王。

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第一帝国。中国之政治史，始于《尚书》之尧舜禹三代，是为贵族举贤即城邦政治以及选举君王领袖之时代。

但在大夏君主禹死后，其子帝启继王位，改变选官制为传子制度，即家天下制，由此而建立夏王朝，是为中国的第一王朝。而后为第二王朝商王朝及第三王朝西周王朝所取代。

西周晚期，厉王幽王之际，西周迭发内乱，其后游牧民族犬戎（或说即匈奴前身）入侵，而西周灭亡。此后周王室东迁洛阳，天子失政，列国诸侯坐大，中原地区的城邦国家周边，则遍布非华夏游牧民族的戎夷蛮狄，是为春秋时代。

在春秋初叶，秦只是一个侧处西隅，杂居戎狄间不能问礼于中原的蕞尔小国。但到战国时，秦则称雄七强之列。其后二百年间，秦国以武力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何以能如此？《剑桥秦汉史》曾探讨列举以下原因：

1.秦国具有地缘优势。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大弯道，黄河先自北抽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了国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以为固。 ”

2.“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他国家。

3.“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它的经济重要性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平原约200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5000英亩（约4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 ”使秦富甲天下。

但是，该书编者又指出：

“主要强调这些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 ”“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个战国时期遗址的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比1（铜剑270 ，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 ”

至于郑国渠，则在秦统一之前不到25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许多人以为，秦孝公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制度遂优于六国。后来的秦始皇有雄才大略，所以并吞海内，席卷六国。

其实商鞅时代，变法是列国的时尚潮流，秦的变法改制后于中原的魏、齐、楚。秦在商鞅死后也并未因变法而侧身强国之列。

秦始皇赵政（从母姓赵），虽然完成了华夏的统一，但他并非雄才大略之主，乘父兄余烈之庸才而已。其行政酷苛，好大喜功，而行为多荒诞，故身未死，天下已乱，身后仅传二世而帝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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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战国形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文侯变法，魏国称雄天下。

第二阶段是马陵及桂陵之战后，齐国击败魏国，称霸东方。其后楚统一南方。齐楚成为中原霸主。

第三阶段是秦国屡受中原强国欺负，促使秦孝公决心变法。重用商鞅，行法家之道。

其后秦惠王用主张连横之策的张仪为相、司马错等人为将，向东北取得了魏的河西、上郡，向东取陕，控制了黄河天险和崤函要塞；向西南灭亡了巴、蜀，向西北夺取了义渠二十五城，向东南攻取了楚的汉中。随后秦武王又派甘茂攻取韩的大县宜阳，打通中原三川地区通道。

真正奠定秦吞并天下之基础者，乃是司马迁著《史记》以来一直被史家忽视的伟大政治家——秦昭襄王即秦昭王。

秦昭襄王是秦始皇的高曾祖父，他在位长达五十六年之久。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帝”——“西帝”的君主。

正是他灭亡了东周小朝廷，实现了由周至秦的改朝换代。

秦昭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又具有治国之术的能干君主。他在位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

其战略目标有三：一是瓦解合纵攻秦的齐楚三晋的阵营，避免孤立无援；二是南取巴蜀，北灭义渠，继而蚕食邻国领土，取得人力及物力的充足资源；三是从军事上击败楚国、齐国、魏国、赵国的主要军事力量，确立秦的华夏霸主地位。

经过秦昭王在位时期的数十年经营，这些战略意图均得到实现。秦昭王从行伍中擢拔起用了名不见经传的白起，使之成为一代战魔。在白起的卓越指挥下，齐楚三晋军队皆遭受了战略性的重创。开边拓地，迫使魏国、韩国献出河东四百里土地、武遂二百里土地。

秦昭王参与了五国连横攻齐，于是燕将乐毅攻破齐国，强盛一时的齐几乎亡国。此后秦、齐两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彻底打破，秦乃成为独霸天下的唯一强国。

其后秦向东取得原来属于宋国的中原最富庶城市陶邑及其附近地区，在东方打进了楔子，向西南攻取了楚的黔中，向南攻取了楚的国都郢，并迫使韩、魏献出南阳。同时又在西北方灭亡了义渠。

公元前260年初，秦昭王密令白起为帅，尽起秦军精锐对赵国进行灭国大战。白起令大将王龁领先锋军，嘱咐他务必秘密行军，悄然掩进至上党地区攻赵所有要地，等待进攻命令。

王龁抵达前沿见赵军毫无防备，将士们难忍此前两次被赵军所败之辱，猛攻一轮占据了赵军第一道防线。

白起领主力到后，感叹一声：原本可以一鼓作气，现在警醒了赵国。此大战将陷攻坚苦战，且必为举国大战，三年能胜利就算幸运了。

此后，赵王令善守的廉颇为帅，秦国由20万增兵至60万人，赵国增兵至50余万，秦国苦攻三年难以得手。

最后，秦国施离间计，赵国上当，罢废老谋深算的廉颇，而起用少不更事、缺乏实战经验，擅长纸上谈兵的赵括为统帅，于是秦军在长平击破赵韩联军，得以大胜。

长平之战为中国历史上、也是战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歼灭赵军后，从此秦军纵横中原无强敌，为秦统一六国迈出关键一步。

秦国在秦昭王时，经过丹阳、鄢、郢数役，消灭了楚军主力。长平之战，秦国歼灭韩赵锐卒主力。经此数役后，三晋势如累卵，危在旦夕。而楚、齐则完全处于战略守势。秦国大大扩展了领地，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等新郡。

到秦昭王后期，不仅各国都已丧失了单独与秦国对抗的能力，就连重新组织各国联军合纵攻秦也不复可能。

所以后来秦始皇继位，方能摧枯拉朽般地收拾了六国残局，最终完成一统华夏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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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秦昭王时代李冰领导蜀地人民修建的。

秦据有巴蜀后，总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自然条件虽好，但由于河流没有合理地利用，经常发生旱灾和涝灾。这主要是因岷江造成的。

四川盆地周围有高山环绕，中间低洼，岷江上游地势陟峻，江水从万山丛中流过，一到成都平原，水流突然减速，挟带来的大量泥沙因而积沉下来，淤塞河道。当雨季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骤涨，往往泛滥成灾；而雨量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的灾害。

秦昭王使用能干的李冰为蜀守。李冰意识到安蜀必先富蜀，富蜀必须治理岷江。治岷江的方案是修建都江堰。由于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约三百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据《华阳国志》记：都江堰建成后， “灌溉三郡，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由于有巴蜀之富，乃使秦国长期对外作战，不乏军粮。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秦赵对峙的军力相当，秦军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白起阻断了赵军的运粮通道，令赵军46日绝粮，于是军心慌乱，以致人相食。而秦军丰衣足食，于是秦军进军，遂大破之。

后来在秦王政时代，韩国又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入秦，劝说秦王开凿陕渭平原的运河大渠，试图以此消耗秦国的民力使之不能攻韩。这一图谋被秦王政发现。郑国说：“我为韩延数年之命，但却成就秦万年之利。 ”

司马迁说：郑国渠成后， “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这两大水利工程的兴建，使秦国经济得以雄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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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昭王后期，著名大儒荀子到过秦国。他曾与当时的丞相范雎谈论对秦国的观感。荀子说：“秦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俗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古之吏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

在荀子看来，秦国政治“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 ，已臻“治之至”的境界。 “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所谓数就是计算、谋略。 “四世” ，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

事实上，荀子已经知道，天下必统一于秦。后来，他的两个名弟子李斯、韩非都入事于秦，岂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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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取得了东方各国的大块土地。

公元前293年伊阏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

公元前279年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军民数十万。

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白起又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韩赵军民四十三万。

其他较小规模的战争不计，只就这四次大战而言，秦所杀死三晋和楚齐的士兵已在百万以上，基本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奠定了此后秦国武力统一华夏全面胜利的基础。

长平战后，秦继续进行战争，攻取韩二城，取得赵二十多县，并迫使西周君献出城邑。

不久周赧王去世。从此名义上的周天子不再存在。 “周天子”不复存在，在名分上天下已无共主。

秦国灭西周，取九鼎，乃战国时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它象征着周王朝寿终正寝。故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从公元前255年开始以“秦纪”编年。

胡三省对此的解释是：“西周既亡，天下莫适为主。《通鉴》以秦卒并天下，故以昭襄王系年。 ”

实际上，秦昭王此举可以视为周秦之际改朝换代大业的奠基。

秦昭王死后，到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时，秦完成统一大业已经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所以正如《剑桥秦汉史》说：

“中华（秦）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

奇怪的是，最后一个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万。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230年）、赵（前228年）和魏（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东面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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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历史中的第一个中华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