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南方考生用实力说话，成为政治平衡下的牺牲品

洪武三十年（公元1379年）丁丑科殿试出现了千年难见的奇观，此届科举一共录取51人，却无一人是北方人。所录者，皆为南方人。此榜一出，北方士子哗然，北方籍官员震怒。最终导致轰动一时的南北榜案。此案直接导致主审流放，状元车裂。之后补录夏榜，入榜者61人，皆为北方人士。此案影响之深远不仅仅在洪武一朝，之后南北分榜，乃至明末党争，都与其有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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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剧照

其实说起来，在明朝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录取南方人远远多于北方人的情况很正常。这是因为自宋以来，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南方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士人学子人才辈出。而北方经历了常年的社会动荡，考不过南方也不足为奇。

只是丁丑科实在太过诡异与巧合，居然无一北方士子考中。要说其中没有猫腻，人们当然不相信。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怨气，朱元璋派出了临时12人调查小组。只是下不明上意，得出的结果虽然公正，但是却激起了更为强烈的不满。其结果我们已然知晓。

至于为什么说考试是公正的，在两个方面可以得出结论，其一、是刘三吾的为人。《明史》称：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 。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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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抗议

其二、是朱元璋的反应。但凡大案要案，哪一次朱元璋不是杀得尸横片野、血流成河。科举是国家的抡才大典，朱元璋向来重视。在影响如此深远的一次舞弊案中，对于主考刘三吾，他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即便是”蓝玉余党“的大帽子，刘三吾也只是被发配西北。

究其原因，与当时政治形势不无关系。虽然当时的北元已经退走漠北，但是在士大夫阶层心向“故国”的不在少数。同时，自明朝恢复科举之后，南方士人垄断了科举入仕的机会，士人阶层对元朝的怀念日益强烈。从《元史选举制》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士人在元朝的入仕机会远远大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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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选举制

南北榜案其实就是朱元璋为维护北方社会稳定，笼络北方士人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是朱元璋以科考之事解决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地域权力平衡问题。只是刘三吾不明太祖之意，才有此祸。

南北榜案件的延伸，南北分榜

南北榜案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了来自北方士人阶层的不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科举取士中南方士人仍然占据绝大部分。洪武年间，各科进士共867人，南方籍620人，占比71% 。建文年间，各科进士共106人，南方籍89人，占比83% 。永乐年间，各科进士1819人，南方籍1519人，占比83% 。

这是一个严重失衡的数据，科举取士的失衡直接导致的就是朝堂南北政治集团的失衡。对于明王朝的统治来说有其不利的一面。洪熙元年，朱高炽与杨士奇的一场对话拉开了南北分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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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谈话中，杨士奇明确提出了科举考试南北分卷制度的设想和实施方案。只是朱高炽还没来得及实施，便“宫车宴驾，驾鹤西去。 “之后，明宣宗继位，正式开始着手实施南北分榜。宣德二年 (1427年)杨士奇再次向明宣宗建议：在南北分卷的基础上, “会试取士分南北卷 , 北四南六 ,既而以百乘除 ,各退五 ,为中数” 。如此，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正式形成，南北卷形成南北中卷的定制。

其实，在这种相对公平的取士制度下，伤害的是南方士人阶层的利益。景泰年间，南北官员就对南北分榜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北方籍官员认为，南方人文词华美，北方人则相对朴实，这才导致了主考官多取南方人。应当遵循旧制，不以文词多取南方人。南方籍官员则认为，按照地域限额取士限制了优秀人才的当官机会，应当取消分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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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

此次争论导致南北分卷短暂被取消，之后在工科给事中徐廷章的建议下，南北卷再次被恢复。但是南方士人对于争取更多的考中机会并没有放弃。

没有端平一碗水

在南北分榜中，南方士人牺牲了大量的利益，这种方式虽然使得政权趋于平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是南北双方的对立则在加强。既然在朝堂之上争取不到，他们开始冒籍考试。翻看明朝中后期科举考试，不断有南方士子冒籍于北卷和中卷的情况, 这就充分反映出分卷制本身的局限性和南北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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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

除了会试制度的不公平性，低级别的科举考试中也对南方士人的功名之路充满了阻碍。张居正曾限制生员名额：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人亦不为少。遇乡试年份，应试生儒名数，各照近日题准事例，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此外不许过多一名。这样的制度，对于文教兴盛的南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严重制约了江南士人的政治出路。也为之后的南北党争埋下了伏笔。

结束语

南北榜案开启了明朝政府调和北方士人离心的举措。使得明初的北方士人能够迅速归心，给了他们更多登科进仕的机会，强化了中央对北方的控制。只是，一时的政策实施并不能成为永制。南北分榜拥有着很好的政治意义，然而，统治阶层过小的估计了南方士人阶层的政治诉求。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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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

明末的南北党争看似与科举不想关联，但实际上，随着南方经济的日益发展，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日益强大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各阶层对政治诉求的提升。在科举之路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抱团取暖，东林党就是在这种背景前提下形成的。之后的浙党﹑齐党﹑楚党无不包含地域性因素，这都是南北分榜后，常年地域矛盾的产物。因此，明末南北党争，看似与科举制度无关，实则关系重大。明之亡于党争，党争始于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