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从落魄书生到思想先驱,真理总是在少数人手中
从明末清初的几个大儒那里开始 , 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反思明亡的原因之时 , 或多或少都会将好谈空论的宋学归为使得明亡的精神因素 , 而由此开始对宋学的批评 。 跟着前人的步伐 , 清代的阎若璩、胡渭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特点 , 潜心研究经义 , 向汉儒靠近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清代学术却正经历着一个明显的变化 , 明末清初先儒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被修正 , 走向片面地强调通经、重视实证、脱离现实的道路 。
惠栋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 , 他明确提出汉学的旗帜 , 在他的影响之下 , 王鸣盛、钱大昕以及稍后的戴震等人引领考据潮流 , 开创乾嘉学派 。 整个学术界也形成“从事于词章十之七 , 从事于训诂十之二 , 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 , 汉学达到鼎盛 。 宋学衰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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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谈论清代今古文之争或者清代学术发展 , 方东树《汉学商兑》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一个弯 。 在天下学子几乎都陷于考据当中不能自拔 , 方东树是如何敢冒天下之大大不韪全面炮轰正在巅峰的汉学呢?
他从一开始就激烈批评汉学发端的“理学亡国论” 。 “世之鄙儒乃尤痛诋道学 , 力攻程朱 , 甚且以明之亡归咎于讲程朱之学 , 是恶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数乎?”使用“鄙儒”、“恶知”可见其言辞的激烈程度 。 方东树不仅在理论上发难 , 对清代几位汉学考据大师的直接的批评更是不留情面 。
方东树对于汉学的批评为他带来的只有落魄的生活和学术圈的排斥 。 多次参加科考从未获得功名 , 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各地辗转 , 生活非常贫困 , 尤其是在扬州的几年 , 及其潦倒 。 扬州是当时考据学的中心 , 繁荣的江南名城为方东树带来的只有嘲笑和贫穷 , 其妻子在病危之际 , 方东树却不得不为生存而离家远行 , 他对扬州学派的批评我想与生活经历也有相当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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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是孤独的 , 而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是宋学的支持者 。 方东树生活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咸丰元年 , 七十九年间绝大多数他都在与汉学对抗 。 从师承的角度来讲 , 他尊宋的态度与姚鼐和桐城派息息相关 。 姚鼐和桐城文派特点之一便是看重宋学 , 尤其尊崇朱熹 , 而对于考证学则是常常秉持批评的态度 。 但是姚鼐对于汉学的长处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 , 他希望能够将义理、考证以及辞章合为一体 , 这样既能避免宋学的空洞和汉学脱离现实的弊病 。
方东树对于老师这一点非常认可 , 虽然他尊崇宋学 , 但是仍然拥有很深厚的考证学功底 。 而且经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在《汉学商兑》当中 , 方东树经常采用的一个模式是引用汉学学者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语 , 然后从学理和义理两个角度对其进行批评 。 他这一手段非常高明 , 用汉学的方法攻击汉学 , 这使得《汉学商兑》能够在他在世之时就可以刊行 。 因为在汉学兴盛之时 , 也不是没人对其进行反思 ,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很多批判汉学的内容 , 但碍于压力 , 这一部分的内容直到他死后才全部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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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对于汉学弊病的把握十分之精准 。 在汉学家的思维当中 , 他们认为六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 通过自己客观且严谨的考证与研究 , 去伪存真 , 从而恢复古代制度之真正面貌 。 而这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 , 他们是客观的研究 , 而不是宋学的玄想 , 因此可以完全避免宋学之间各种理论流派的争吵 。
但方东树及其敏锐 , 汉学的理论预想看似十分完美 , 但是他们也仍然存在着争论 。 标榜客观的研究 , 但是往往在同一个器物或者文献上得出互相冲突的结论 。 他熟知考据学的成果 , 直接向汉学家发难:“又按汉学诸人 , 简称义理 , 存乎训诂典章制度 , 而如考工车制 , 江氏有考 , 戴氏有图 , 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 , 同时著述 , 言人人殊 , 迄不知谁为定论 。 ”
以往汉学攻击王阳明 , 人人都以自己“心”作为真理的依据 , 各执其辞 , 从而争端不休 。 但是标榜客观的汉学为什么同样拥有这样的问题 。 方东树其实已经指出汉学发展的道光年间 , 已经出现了一种典范上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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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再接再厉 , 更进一步指出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种从“实学”到“虚学”的过程 。 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 。 因为顾炎武、黄宗羲他们有着深刻的现实危机 , 明亡的冲击带给他们的影响太过于剧烈 , 国亡之时 , 宋学各派仍然争碟不休 , 他们试图用实证的考据来纠正宋学 , 从而恢复三代面貌 , 重现圣人的设想 , 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 。 这是整个考证学的大前提 。 在钱大昕、戴震等人也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关怀 。
但遗憾的是 , 在清中后期整个政治高压环境之下 , 一般学者在经世与现实方面无法着墨过多 , 同时他们限于功力 , 在考据的道路上越走越窄 , 以至整个社会风气都沉浸在故纸堆当中 , 这是方东树真正关怀所在 , 这也是他提倡宋学的初衷 。 同时讽刺的是 , 汉学家努力探索上古三代的圣人所在的社会制度、风情 。 吊诡的是当他们探索的越多 , 却越困惑 , 因为他们发现所谓的圣人之道在当今的社会根本无法实行 。 那汉学的考据还有意义吗?
方东树在士大夫的心理上凿开了一道裂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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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被阮元刊行的时间是1831年 , 但一般认为方东树成书的时间大致是在十年前左右 。 可见方东树是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与酝酿的 。 此时 , 清朝内部已经出现了诸多现实危机 , 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动乱开始 , 社会动荡不断 。 道德败坏和官僚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 然而士大夫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 知识与现实出现了断裂 。
不久之后的鸦片战争更是加剧了这种危机 , 《汉学商兑》也彻底“火了” 。 危机之下 , 汉学“无能” , 宋学虽然未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 但是其与现实相联系的理论 , 更容易受到直接面对和处理危机的官员青睐 。 而道光以来诸多有作为的大臣都秉持宋学的理念 。
道光以来汉宋之争 , 不仅只是学术之间的论争 , 其背后的现实背景是更为深刻的源头 。 巨大危机之下汉学无法解决 , 必然会有代替者出现 , 人心思变 。 而在当时中国内部的思想资源中 , 也只有宋学能够担此重任 , 而方东树正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先驱 。
撰稿/素白【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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