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亚欧大陆上强国很多，为何只有唐帝国成为了世界中心？

在公元7-9世纪这一时期，广阔的亚欧大陆上，林立着许多国家，其中，有名的有：拜占庭帝国、加洛林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东亚的大唐帝国等，它们都在青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这些帝国共同点不少，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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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唯有唐帝国，其统治久远且安定，文化博大且辐射周边，一般认为：这一期是中国经济由上古逐渐转为中世的关键时期。

也因此，当时以唐帝国为中心，再加上，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世界。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在这段时间里，前所未有地活跃，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治、文化的交流以及贸易的往来十分频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翻开历史，去考察当时东亚世界的贸易关系，首先，应该针对三国之间的政治往来及文化联系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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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唐帝国和新罗的友好关系，在历史上最为亲密。新罗原来只是朝鲜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国，长期占据着东南一隅，但是，因其依附于“大唐帝国” ，反抗当时较为强大的百济和高句丽，最终，成为了朝鲜半岛上大部分地区的主人。

公元676年，新罗政府得到唐帝国的正式官方承认，自此，它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对朝鲜半岛的大部分统治权。之后，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日趋紧密，而新罗对唐帝国的朝贡也是愈发虔诚。整个唐朝时期，新罗派遣使节至中国朝贡的频率为每两年多一次。按中国古代的礼制邦交来说，新罗应该就是最典型的朝贡国了。

新罗与唐朝在文化上也是交流频繁，对于还在成长中的新罗来说，唐朝这个强大而包容的国度，对他们而言，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新罗还曾大量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唐学习，这其中，就包括僧众、宿卫等，这些人回国之后，大大满足了新罗国内的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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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朝与日本的关系则不同。日本这个国家一直都比较有民族意识，也不大认可唐朝天朝上国的身份。而这一点，在对唐朝的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不存在朝贡、册封性质的。 7世纪白江口之战，大唐、新罗联军对阵百济、日本联军，最终，日本战败。

这次失败让日本政府深刻的认识到唐朝在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也因此，战后的日本吸取教训，开始潜心学习中国文化，以求能够增进自我。但是，在此战之前，日本一直要求外交上与中国平等。

在7世纪以后，东亚世界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唐、新罗、日本三国之间来往频繁，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秩序基本确立，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汉字文化圈”的出现。而东亚国际贸易规则，只是这个区域世界的另一剖面。

总体来说，在这段时间，东亚区域形势保持稳定，战争较少，长期和平的环境，带来了各国经济上的蓬勃发展，商品贸易发展也随之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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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8世纪中期以后，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强大的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之路，藩镇林立，中央皇权旁落，地方军政势力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开始独立于中央政府，承担对外贸易和外交的角色。

于此同时，在隔壁的新罗，相似的问题出现了。经历真骨贵族争夺王位之后，新罗国内的王权频繁更迭，再加上，这之后灾荒频发，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流民大幅度增加，中央王权也因此衰落下去，地方势力开始兴起。

与此同时，日本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长期中央集权积累的矛盾，开始逐渐爆发，学习自唐朝的律令体制也开始动摇。

东亚三国的政治社会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为新罗商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朝贡贸易无法满足海外贸易的需求，而朝廷对于海外贸易这一块也是有心无力。

可以说，这种政治上的改变，成为了东亚国际贸易环境的基础条件。

并且，这一时期东亚各国物质经济都空前繁荣，造船技术也得到突破性的提高。所以，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来看，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环境，都比之前的时代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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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形态向来被称作“东亚贸易圈” ，而贸易作为东亚各国之间紧密联系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地位与学者们重视的汉字、律令、科技等相当。特别是9世纪后期的三国贸易，更是为后来的宋、辽、高丽、日本之间的贸易繁盛期打下了基础。

唐与新罗的贸易关系可分为两种：

朝贡贸易，利用外交使节为媒介进行；

官商贸易，也就是官商关系是决定商法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重要力量。

这其中，朝贡贸易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后来，两国联系愈发紧密，非朝贡贸易也有了大力发展的机会。唐帝国与新罗之间的朝贡贸易非同一般地频繁，单只唐朝一代，双方的使节往来次，数就高达160次，平均每一年多就有使节往来。对于交通相对不够便利的古代来说，真的已经可谓是十分频繁了。

当时，占据唐朝对外贸易首位的便是新罗物产。新罗与唐朝的官方贸易物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极为宝贵。新罗一统朝鲜半岛之后，双方往来的主题逐渐转移到经济文化方面，而以贡品回赐品交换礼品的模式，则演变成正常官方贸易，交换种类数量都随之增加。 9世纪时，大唐与新罗中央集权同时衰落，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则转到私人手中。

但是，其商品种类与国家贸易基本相同，规模也不下于朝贡贸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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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日本的贸易，基本也可分为两种：

国家贸易；商人贸易。国家贸易主要是指，日本遣唐使来华往返过程中的官商贩运。商人贸易则是指，大唐商人前往日本的贸易活动。

第一种，遣唐使代表日本政府赴唐献上贡品，唐王朝接纳贡品以后，将会赐给他们价值更高的回礼，双方以贡品和回赐品进行的贸易方式便成为定例。这种方式的以物易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朝贡贸易。而遣唐使成员自己也会在唐朝购买大量物品，回国之后，作为商品或者礼品进入市场，其中，部分回赐品在日本宫廷贵族之间交易后，也会流入京城市场，遣唐使在此期间，便起到了我们所说的“官商”作用。

第二种，唐朝商人远渡大海赴日贸易，交易地主要以当时的大宰府为主。而在唐最早赴日贸易到亡国前最后一次有记录的赴日贸易期间，唐商在51年内往返了30多次，这要远远高于遣唐使的往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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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综合各方面考察下来， 9世纪的东亚贸易，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时期：

前期主要的方式为朝贡——回赐贸易，唐朝作为天朝上国接受朝贡，其他两国则被赐予回礼；后期则以商人贸易为主，大唐与新罗商人先后代表进行海运贸易。 9世纪东亚贸易世界的最大、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朝贡贸易过渡到了商人贸易。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唐朝的海外贸易》、《中国“汉字文化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