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了防止军人政变，真是煞费苦心啊

唐朝时期，军权过于集中是其衰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到了宋朝，军阀割据的问题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宋朝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由中央直接控制规模庞大的禁军。禁军原本是皇帝的个人卫戍部队，只用来保卫首都和皇帝的安全，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宋朝时期的禁军多达几十万人，这些禁军实际上就是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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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禁军不仅人数众多，战斗力也是最强的。朝廷要求各地向中央选拔最优秀的军人加入禁军，禁军的装备、训练、给养也都是最好的，保证禁军能打得过地方军队。

北宋前期还要求中央军定期轮换到各地驻军，这样既加强了边疆的防守力量，也起到了监视地方的作用。而且派到各地去的中央军，将领都是临时任命的，将领和士兵并不熟悉，这就是著名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这样能有效避免士兵只忠于将领，不忠于朝廷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安禄山那样的军阀。

在中央，宋朝进行了分权的改革。唐朝不是有几个宰相统筹所有政府部门的事务吗？赵匡胤认为宰相的权力太大了，他保留了宰相这个职位，但是宰相的权力缩小了，财政权和军权都被剥离出去。

原来的宰相，现在变成了三个平行的机构：一个是“中书门下” ，就是原来宰相府，原来是什么都管，现在只能管行政事务了；一个是“枢密院” ，这是管军事的；在北宋前期，还有一个“三司” ，这是管财政的。

三个部门，三个领导，互相独立，谁也管不了谁，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皇帝的命令。这样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一人独大：甭管是有钱没军队，还是有军队没钱，总之单独一个部门什么事都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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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军的处理，宋朝统治者也是处心积虑。我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在一次酒席上把几名大将的军权给剥夺了。其实这几大将统帅的并不是全国的军队，他们是中央军的领导人。

赵匡胤把中央军的军权拿到手以后，把中央军分成三个部分，上面不设更大的领导，三个部队的将军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三支部队互相制衡，武将想发动政变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

光这样还是不放心，赵匡胤又把调兵的权力给了枢密院，而管理枢密院的，都是一群文官。这么一来，要调动军队就得经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

首先得有皇帝的命令，这个命令先到枢密院，通过枢密院的文官下达调动令，军队才能从驻地开拔。而负责指挥军队的，不是枢密院，而是另外指派的武将。军队还得花钱吃粮啊，在军队开拔前还要动用国库，还得通过三司。

你看一个军队的开拔，中间要牵扯很多部门，这些部门又互相独立，都单独向皇帝一个人负责。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指挥军队，政变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宋朝避免军人政变的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但武将如果要在枢密院当官，就会受到文官的层层阻挠。北宋的时候，有一员名将叫作狄青，他出身十分低贱，是因为犯法被发配充军的。但他作战勇猛，从底层小兵干起，一路靠军功爬到将军的位置。

宋朝配军为了防止逃跑，要在脸上刺字。狄青为了遮掩刺字，在打仗时戴着青铜面具，还披头散发，样子十分骇人。狄青在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收复了不少失地。这么一个军事奇才，皇帝打算重用他，任命他当枢密院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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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舆论哗然，文官们都不干了，上书说让一个配军出身的武人进枢密院，皇帝你这是乱政，咱们大宋没这规矩。

皇帝执意要用狄青，这些文官们就成天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天天挑他的刺儿，鸡毛蒜皮的事也要拿出来攻击一番。甚至胡说狄青家的狗长角，这是不祥之兆啊皇上！最后，皇帝只能屈从舆论，不得不把狄青撤职下放，狄青在郁闷中病故。

从宋朝官员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宋人对五代军人政变的极端警惕。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官员的这种反应是对的。狄青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冤枉了他一个，能保证宋朝再也没有武将兵变的危险，用一个武将的冤屈换来国家的安定，这买卖是划算的。

大规模的分散权力，保证了宋朝再也没有武人、宦官干政的可能。试想，假设皇帝昏庸，非要让身边的官宦执掌兵权，那他把这宦官往哪里派呢？往哪里派都只能拥有一小部分权力。就算让宦官去执掌权力最大的枢密院，可枢密院里管事的还不止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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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吸取唐朝的教训，不允许宦官学习文化。你说一个没文化的宦官跑枢密院里面对一大堆瞧不起他的文官，他又没有绝对的权力，他还不得被文官们活活喷死？

仅仅分散官员的权力还不够，宋朝还要限制皇帝本人的权力。道理很简单，所谓权臣、宦官专权，很多时候其实是皇帝本人犯糊涂，自己把大权交到了某个野心家的手里。

假如皇权太大，皇帝犯糊涂的时候就没人能管得了他，所以赵匡胤还提高了文官集团的地位，规定皇帝必须尊重文官集团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而是要“与士大夫治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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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段故事。说宋仁宗有一位特别宠爱的贵妃，想让自己的伯父当“宣徽使” ，这是一个掌管宫廷内务的官儿，有点类似于清代的内务府总管。这个贵妃就成天跟仁宗吹风、求他。仁宗喜欢她呀，就满口答应了。

有一天上朝前，这贵妃一直把仁宗送到大殿门口，用手摸着仁宗的后背说：“今天您可别忘了宣徽使这事儿啊！”仁宗连说：“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仁宗上朝后，就下了一道旨，任命贵妃的伯父当宣徽使。

这旨意下去后，时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局局长）的包拯跳了出来，说这事不行！然后当场滔滔不绝，历数反对的理由，因为说得太激动，竟然把唾沫喷到了仁宗的脸上。

仁宗一看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收回了命令，怏怏地回后宫去了，回去还跟贵妃抱怨说：“你就知道找我要宣徽使，你不知道御史中丞是包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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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载于宋朝的文人笔记中，细节未必可靠。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宋朝前期，皇帝的权力实在小得可以， “宣徽使”并不是能左右朝政的重要官职，但就是这么个官，皇帝也不能随便任命，你也得符合法律手续、遵守儒家官僚的道德共识。

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要是想犯浑，任命个弄臣、宦官或者外戚来把持朝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会谈一谈：宋朝制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