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何容不下中医？

高晓松曾说过，春秋战国和民国是他最向往的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风起云涌。各个诸侯都在做两件事，一，争地盘。二，招人才。不管他们个人真实品性如何，都必须作出一副胸怀天下，求贤若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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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没多久，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的知识分子急于求变，以振兴中华。战争，是最好的推销手段。向西方学习是当时最好的也是最快，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严复，字又陵，梁启超曾赞誉其为‘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这位出身中医世家的子弟，早期学习四书五经，后留学英国，学成回国效力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批判中医‘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 ，认为‘中体西用’是牛马错位， ‘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支持全盘接收西方文化。要开民智，必须除一切之旧。

胡适， 19岁留学美国，主修哲学，是当时新文化的领导者，名气是极大的。他也是极力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必除之旧。 1920年，胡不幸罹患重病，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无奈只好听从朋友建议，用中医治疗。治愈后，胡对此事未多提及。竭力倡导新文化，但此身却因‘旧文化’得活，岂不是要走‘倒退’之路？为了正确而正确，这就很‘东林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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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个名头就太大了。周先生痛恨中医是因为有‘家仇’ ，病榻上的父亲，当铺里的白眼，这些经历换作任何一人，心里都是很难承受的。当笔者从鲁迅先生写的《我父亲的病》中看到诸如‘原配蟋蟀一对’、‘经霜三年的甘蔗’、‘败鼓皮丸’ ，如此种种，看的笔者相当窝火。病治不好分明就是能力不行，非要搞这奇奇怪怪的东西，真乃无德之庸医，无德之庸医！正是这种庸医坏了中医的名声。这种方子简直就是在谋害人的性命，庸医于鲁迅有谋财‘杀父之仇’ ，鲁迅先生竭力反中医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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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汪精卫授意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法案，后经焦易堂从中积极斡旋及三百多中医代表请愿，废止中医之事才得以终止。汪在当时是众所周知亲日派，也曾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废止中医背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争斗，此处就不赘述。

民国，在反对中医上，有文人、有西医、也有政客。有真为民，有半为民半为名，有完全精致利己，中医的路走的很是坎坷。

西医到民国时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动不动就放血灌肠的医学了，它每时每刻都在进步，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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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有了重新的认识，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有其民族文化之独立性， ‘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 。文化独立性之、独特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存在的基本标准。

中医应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不是因为它的独立性，而是因为它真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