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为何劝孙权归降曹操？

张昭劝归曹操，被孙权等认为是“挟持私虑” ，后人也多讥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晋宋年间的裴松之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粥，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义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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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复原图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他博学多才，曾举孝廉、茂才，是一位深受儒术熏陶的名士。汉末大乱，他避难到江东。当时，已摆脱袁术羁绊的孙策正转斗江左，讨伐地方豪强之抗命者。对于张昭的到来，孙策更是喜出望外， “待以师友之礼” ，让他升堂拜母，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 “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孙策临终，又以孙权相托。孙权悲痛，不能视事，张昭便语重心长地劝他说：“今奸究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 ”因为当时江东的形势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羁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故孙氏的统治是极不稳固的。张昭亲自扶孙权上马，陈兵而出，以收人心。张昭对于巩固孙氏政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初领江东的孙权也“以昭旧臣，待遇尤重” ，让他“常在左右，为谋漠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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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指出的是，张昭尽心辅佐孙氏兄弟和稳定江东局面，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主张长期割据江东。裴松之推测其初衷是为了“上藩汉室，下保民物” ，这大约是符合实情的。出于理智的实力对比的考虑，他不相信偏隅江东的孙氏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国家的统一，而是相信当时地广士众的曹操最有能力及早结束国家的动荡状态。

张昭的这种微妙心态，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揣测。

其一，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绍后，下书江东，让孙权送质子入许都，目的自然是要控制孙权。孙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 。最后，周瑜劝孙权拒绝。张昭的犹豫，想必是希望孙权自行决定接受曹操的条件，以保持江东与许都的睦好关系和接触渠道。但是，他对这种显然是受制于曹操的行为又不便表示明确的支持。

其二，张昭排斥力主割地称号的鲁肃。因为正是鲁肃向孙权描绘了先割据后图天下的前景。后来已称帝号的孙权在与陆逊谈及已去世的鲁肃时，仍然感慨地说：“公瑾昔要（同“邀”）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 ……常以比方邓禹也。 ”孙权把鲁肃比做最早启发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而自图帝业的邓禹。但是，鲁肃的这种主张，遭到了张昭的强烈反对。 “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鲁肃年少粗疏，未可用” 。张昭企图压制鲁肃，恐怕是另有深意的。

其三，张昭谅伐江夏黄祖。建安十三年春，甘宁力劝孙权西讨黄祖，孙权深以为然。而在场的张昭立即反对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 ，以后方不稳定为借口，劝阻孙权向西扩张。张昭谏伐黄祖，是希望让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曹操能够顺利地得到完整的荆州，减少其统一的阻力。因为此时曹操已基本上稳定了北方的局面，转向征服南方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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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三点反映出张昭在江东的初衷。所以，当曹操降刘琮，得荆州，继续东进时，张昭认为这是难逢之机，自己渴望的国家重归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了！但孙权在鲁肃和局瑜的力劝下，终于联合刘备，有效地阻抗了曹操。此后，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张昭的愿望落空了。

张昭自此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仍然是东吴的重臣；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主张，使他又处于被猜忌的地位。

孙权封吴王后，张昭为绥远将军， “与孙邵、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 。孙权称帝后，张昭拜辅吴将军，封娄侯， “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 。有一次，张昭与孙权政见分歧， “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昭孰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 ’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 ”张昭俨然是东吴的一位忠直的重臣。曹氏政权也仍把张昭视为辅佐孙权的大臣。约在建安十六年，阮瑀在替曹操写给孙权的信中说：“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旧好。 ……若忽至诚，以处侥幸，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谓小人之仁，大仁之贼也。 ”

但是，张昭留在孙权心底的阴影是永远抹不掉的，他对张昭采取的是外示尊崇、内加猜忌的对策。孙权封吴王时，欲置丞相， “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便任用孙邵。后孙邵死，百官复举昭，孙权又说：“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又任用顾雍。名曰爱之，实则忌之。孙权称帝时，曾“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 ’昭大惭，伏地流汗。 ”不久，张昭便“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 。他交出了所属军队，深自损抑，还算是识时务吧。他年８１岁，于嘉禾五年死，结束了自己备尝猜忌之苦的尴尬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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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顾雍有个好处，就是他从来不乱说话。

看一看东吴另外两位名士的遭遇，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昭的情况。

一个是沈友，吴郡名士，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他始受孙权之聘而仕于江东。建安九年前后，他又被孙权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孙权对他说：“人言卿欲反。 ”沈友坦然地反唇相讥：“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沈友被害的根本原因是“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害之” 。杀沈友，可见孙权对于其属下以许都为正统的名士的彻骨疑忌。

另一个是张纮，字子纲，广陵人，曾举茂才，后避难到江左。张纮也同样受到过孙策的器重， “与张昭并为参谋”；也勉励孙策保全江左以尊汉：“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建安四年，策遣之奉章至许。曹操“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都尉” 。江东人士认为张纮为曹操所任用，颇生猜忌， “嫌其志趣不止于此” 。孙权西讨黄祖时，终于借口“东部少事，命纮居守，遥领所职” ，将其置于监控之下，不让他专方面之任，擅士民之利。张纮也处于类似张昭的尴尬境地。

陈寿曾感叹张昭的遭遇说：“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 ”其中的“动不为己”是说张昭公直体国，不计私利；其中的“以高见外”含有因建言迎曹而被孙氏疏远之意。是否可以这么说，在希望国家及早完成统一，并相信当时的中原政权最有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方面，张昭和许靖等人是一致的。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及身亲见太平时，但他们怀抱的及早结束割据战争、使黎民少遭涂炭的良好愿望，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们应抛开长期以来的张昭那样板化、脸谱化的形象，对他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