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真的像史书记载的那么十全十美吗？揭密你不知道的唐太宗

引言：说起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文治武功自古以来都为人所津津乐道，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王朝也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特别是他的善于纳谏，在历史上可谓是极富盛名，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王朝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皇帝中的模范，但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皇帝难道就是如此的十全十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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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武门之变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登上唐高祖之位，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但是我们知道在反隋战争中李世民可谓是劳苦功高，连年征战可以说大唐能坐天下与他密不可分，李世民自然不甘心于做一个藩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藩王的身份篡夺王位，弑兄杀弟。当然按照李世民自己说的便是，太子欲登皇位便加害于他，不得已才发动政变。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记载：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好好分析一下便知道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不合理。

首先，李建成当时已经是太子，位列东宫，想当皇帝只需要等过几年继承就好，何必在多此一举，并且他给李世民下毒，怎么可能不做到一次到位只是让李世民吐血未死，细细想来这些都挤不合乎情理。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中记载：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

可以看到齐王李元吉本身确实是要除掉李世民，但是太子李建成性情仁厚，还制止住了李元吉的行为。由此可见，他如果像要杀死李世民，可以说有无数的机会，何必选择这样一个不保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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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时李渊所宠爱的后宫嫔妃，几乎是全部是向着李建成。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中有记载到说：世民平洛阳，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其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 ”皆不许，由是益怨。

这段记载就可以看出来，李世民在当时与后宫的嫔妃们之间是有很大仇隙的，后宫的嫔妃自然是全都支持李建成而反对李世民。就于此李建成也没有理由做出给李世民下毒的事。

那么我们说《唐书》中记载李建成是一个“荒色嗜酒、畋猎无度”之人，那么李渊会不会因为才能的原因，有立李世民为皇帝的想法。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记载。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记载到：“太子及王（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 ……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偿云倦”

同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的记载：“风尘警急，身即前行， ……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 ”以至高祖赞曰：“如此用兵，可横行于天下” 。

《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记载：“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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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太子李建成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政治才能都是与李世民不相上下，甚至于还要超过李世民一头的。

而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也记载到：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 ”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从这里看出来实际上李渊当时是疏远李世民而更加亲近太子李建成的，更是没有换太子的意思。既然如此，那太子就更没有理由加害于李世民，如果是害怕李世民谋反，那也应该是在登上皇位之后的事情。所以在这么多情况之下，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毒酒只是李世民欲起兵谋反的一个人借口。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写到：“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

为了皇位而起兵弑兄杀弟，逼其父唐高祖李渊退位，在之后竟然灭掉了自己兄弟的满门，就连王夫之都称其为穷凶极惨。其不仁不孝残忍程度与李建成的仁厚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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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于纳谏与建恶直言

唐太宗在他即位之初可以说是非常的善于纳谏的，说他还鼓励臣子臣子们每天都给他提意见，特别是魏征的意见可以说是闻过必改。

《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记载到：“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 ’及如晦至焉，竟从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房谋杜断的故事。

《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十一年写到：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

从这两句话就可以得到信息唐太宗在统治的前期是极为重视臣子的意见得，极其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并且是“问过必改” ，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却变得不一样了。

《魏郑公谏录》中记载：“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囊时之豁也！”

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魏征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渐恶直言，已经不像是原来那样子了。但是他在这时还是时有所容的，不过这一切在一个时间点后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时间就是贞观十七年。让我们先看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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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记载：太宗贞观十七年…郑文贞公魏征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

《旧唐书·侯君集传》记载：及承乾事发，君集被收，楚石又诣阙告其事。

可以说这两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七年一月的时候魏征去世只是使李世民身边没有了敢束缚他的人，那么太子李承乾造反，位列二十四功臣的心腹大臣侯君集参与叛乱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心态。自己的儿子和位列凌烟阁的心腹功臣都能造反，那么还有谁可以相信，自此以后李世民则是彻底的暴露出了本性。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他对魏征的“停婚仆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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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写到：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元代诗人刘基在其作《梁甫吟》中写到：“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 ”

这记载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在魏征死后，就因为魏征所推荐的人，就怀疑魏征就结党的嫌疑。就因为一个怀疑，就毁掉了在魏征病重之时定下的婚约，甚至于他竟然推到了魏征坟前的碑，让人抹掉了上面的碑文，如此一位诤臣，在死后竟遭受到如此待遇，何不可悲可叹。在此时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人出来劝说阻拦，便可知此时的唐太宗已经恶建言到何等地步。

三、篡改国史

我们知道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其真实性，历朝历代记录历史就是为了告诉后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历史的真实性是最为重要的。在古代历朝历代的规定中都是要求史官记事之后是不允许给任何人看的，但是唐太宗李世民不仅看更是更改了史书记载。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有一段李世民和房玄龄等人的对话是这样记载的：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 ”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上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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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就可以看出来，史官记录的历史都不让皇帝看见，是因为记载的历史要求真实，必将触怒皇帝，但是李世民却是偏要看，甚至不理群臣的谏言。那么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说既然触怒皇帝，那么就会被更改。《资治通鉴》中就对其中一些进行了考异

《起居注》中记载，李渊起兵乃出自本意，李世民只是支持。但是《旧唐书》中却记载起兵反隋李世民是首功，李渊只是被迫。

《旧唐书》中记载：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高祖实录》李世民没有杀俘，但是高祖李渊却杀俘。

我们知道《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都是李世民的御用史官许敬宗所撰写，唐太宗李世民竟还要求改正，显然，这是将杀俘的事全部推走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还有很多，以至于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当时的书是“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之真相”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美化自己，在当时做了多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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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李世民在自己末年时回顾自己的功过，给自己的孙儿说了这样一番话：“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尤有不及,固多愧矣。 ”（《贞观政要》）

不过，我们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小编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确是有些许缺失之处，但是，它的文治武功也确实是可以称得上史上难得可贵，贞观之治奠定中国百年之基业，万国来朝的景象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大唐能够兴盛数百年，声名在现在都彰显于海内外，与他这个大唐基业的奠基者可以说是无法分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益多损少，功大过微。对于唐太宗我们也只能说一句瑕不掩瑜，称其为千古一帝。

参考文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卷198；刘昫：《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侯君集张亮薛万彻传；刘昫：《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杜如晦传；王方庆：《魏郑公谏录》；王夫之：《读通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