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作者：双翅不是翼

来源：葫芦小站

包拯、狄仁杰和宋慈——我国人民心目中不可动摇的三大国产神探。

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

但是，三大巨头旁边，还有一个长期为我们所忽略的“神探”——“板子” ，没错， “推出去重打二十大板”的那个板子。 “板子”与“包拯、狄仁杰、宋慈”一起担纲我们今天的四大主角。之所以把板子与三巨头列在一起，是因为这“一板三人”的断案之道，正是刑侦技术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一、板子断案的时代

古代官员办案，常用“各打二十大板” ，不行就再来二十大板，说白了就是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刑讯直到有人招供。其实，使用这种方法的真正内核在于让嫌疑人之间自行博弈。

要知道，在古代重名节的文化氛围下，犯案者一方面问心有愧，另外不招的话还要继续受皮肉之苦；而冤枉者宁受皮肉之苦也不愿毁名节、辱祖宗，所以当双方都是普通小老百姓的时候，普通纠纷大部分能靠这种方式顺利解决。

然而，如果犯案者身体强壮意志坚定异于常人，或是贿赂了衙役，又或者案件唯一的嫌疑人其实是冤大头，就很容易屈打成招。而且这种方式成为主流后，有钱有势者操控衙门可谓再简单不过，冤案、葫芦案自然就如家常便饭了。

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

二、“兼听则明”包青天

实际上除了《少年包青天》这种魔幻作品外，无论是诸多戏剧形象还是《七侠五义》等小说评书形象，包拯根本就算不上是个神探，因为他最有力的的断案工具，其实是——“兼听则明” ，也就是“广录口供” 。

“兼听则明”的内核正是公平公正、秉公办案，并广泛收集供词，尤其是控辩双方及证人的供词，而不是偏听某一方、假证人、权势者的供词，更不会无脑对所有人刑讯逼供。

“兼听则明”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执法和司法过程汇总中理所应当的环节，在刑侦办案中也必然会有一路警力去调查涉案者的社会关系，广泛收集供词，指导线索的收集和案件的侦破。但在当时板子断案、刑讯成风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能做到这一点的包龙图，毋庸置疑是人民的包青天。

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

民间戏曲和《三侠五义》中的《乌盆记》，包拯甚至能审鬼伸冤，可见其秉公办案、广听口供的形象在民间多么深刻

三、“传奇神探”狄仁杰

狄仁杰的形象才是个真正的“神探” 。他最大的特征便是依靠现场搜证与逻辑推断进行断案。

民间对于“神探”和“断案智慧”的理解可以用两个例子来体现，一是《三国演义》中的“蜜中鼠屎案” ，吴主孙亮发现蜜中有鼠粪，而被问责者喊冤，说是有仇的太监栽赃，于是他令人切开鼠粪，发现鼠粪外湿内干，并非是长时间浸在蜜中，从而断定是太监作祟。二是莫言作品《红高粱》系列中，有两人均声称一只鸡是他养的，高密县长询问二人早上用什么喂鸡，然后切开鸡嗉验看以辨真伪。

这些靠逻辑推断与现场搜证相互印证来断案是民间所谓“神探”的本质，而民间狄仁杰的形象中，他自辩、平乱、罢妖术、破谣言，用的都是此类方法，所以说他是“神探”形象的集大成者。

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

四、“洗冤提刑”宋法医

宋慈的横空出世补足了刑侦发展的重要一环——科学鉴证。

证据（包括证词和口供）和逻辑推断就如食材与烹饪技术一样缺一不可。逻辑推断能力依赖于断案者的智慧与经验，而搜证和鉴证（检验和鉴别证据）能力则主要依赖于鉴证技术。宋慈的办案思路已经现代刑侦方法惊人的一致了。

例如他做县令时曾遇村中命案，他首先验尸，发现死因是头部遭锐器重击但并非刀剑伤，于是他让全村人带上铁铲和锄头等锐器在中午到村口集合，过不久便有个铁铲，虽无血迹却聚满了飞蝇。在审讯后确定这个铲子系清理过血迹，但残留的血腥气依然吸引来了飞蝇。在继续后续大量证据的证明下，凶手供认不讳。他的这一流程：验尸判断死因、通过理化和生物方法搜索血迹、寻找凶器、寻找凶手，与现代手段基本无异。

宋慈是法医学奠基人，其著作《洗冤集录》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系统性法医学专著，其中大部分技术被证实正确并一直指导后世法医学的发展。宋慈的一些法学思想也十分超前，例如他指出当死者被多人所伤时，必须认真判断哪处伤为致命伤，以明确刑事责任的分配。 “科学鉴证，客观全面，遵守法律” ，无论何时都是可贵的思想。

从板子、包拯到狄仁杰、宋慈，看中国古代刑侦的发展// //

快速发展的现代刑侦技术，当然早已远远超越了那一个板子，和三位早已作古的先人。但这些神探们的气节、智慧、以及他们追求公平、正义、科学、法治的精神，却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值得每个时代的执法和司法后人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