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敌亦友——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情仇

明末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三卷记北宋宰相王安石写诗咏菊，有“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之句，苏东坡续句戏谑说：“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为了教训这位比自己年小十七岁、恃才傲物的后学，王安石将其贬到黄州。黄州残菊落瓣，苏东坡亲眼目睹，故不得不佩服王安石见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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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其实，苏东坡贬谪黄州，与王安石并无直接关系，因“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当时，王安石于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已经三年多了。人们之所以将苏东坡贬谪黄州归咎于王安石，是因为历史上苏东坡曾经强烈反对过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王安石也确实嫉恨排斥过苏东坡。

一、政见迥异王安石改革欲急治，苏东坡则主张渐变

北宋治平四年（1067），英宗皇帝病逝，十八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神宗是个立志有所作为的皇帝，他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力图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以改变宋朝长期以来积弱不振的局面。

王安石执政之初，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和“变风俗、立法度”激进的革新主张，并常以“独断刚毅”来称誉皇上，故深得神宗的信任。

神宗欲以才华出众的苏东坡编修《起居注》（即出任皇上的随身秘书，随时记录皇上的一言一行，以备将来编入正史），但王安石因苏东坡的改革观点与自己相左，且不愿投靠自己，便以苏东坡乃一介文士，对吏事不通回答神宗，然后以权开封府推官之职限制苏东坡的脚手，企图困杀这位奇才(权,即代理的意思) 。只是他未曾料到，苏东坡在开封任上“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

当年十二月，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枚，杭浙百姓叫苦不迭，苏东坡上书劝谏，神宗因此下诏罢免。苏东坡因此借机上书，极言新法不便，指出新法“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祸乱随之” ，并提出“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以及“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改革纲领，同王安石激进的革新主张直接对抗。王安石见后，极为不满。

熙宁三年（1070），苏东坡在开封考试举人时，发策以“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的得失”为题，矛头直指王安石独断专行。王安石获知此事，对苏东坡更加憎恨。

一天，有人将题在相国寺壁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抄录给苏东坡欣赏，并问其诗意是否是吟咏丈夫逐妇、忧虑荒乱。其诗云：

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

阿浓去家京洛还，惊心寇盗来攻剽。

苏东坡一看诗句，立即断言这是一首攻击王安石变法的隐字诗。他毫不忌讳地解释说：“终岁，就是十二月，十、二、月合起来为‘青’字；荒芜，是田中有草，草、田合起来为‘苗’字；湖浦焦，是由于水退去了，水、去二字合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字落木旁，剩下一个‘石’字；‘阿侬’是吴地方言，吴、言相合为‘误’字；‘京洛’代表国家， ‘国家’二字去一个‘家’字，剩下的是‘国’字；寇盗就是贼民。全诗是隐‘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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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此诗经苏轼这么一解释，很快就流行朝野上下。

王安石听说此事，愈恨苏东坡。适逢东坡的弟弟苏辙辞条例司，言青苗法不便，王安石大怒，乃定“凡制策登科者，不得与馆职” ，全部送审官院审查。苏轼、苏辙皆因制策登科，时人以为此举完全是为了报复苏家兄弟。

苏东坡本来就是一个“性不忍事”的人，他曾经与人说过：“我心里有话不说，就好象口里吃进了一只苍蝇，不把它吐出来，心里就不舒服。 ”

又一天，王安石与苏东坡等人评论汉人扬雄畏罪跳楼一事，王安石认为是史官之妄言，又认为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文章《剧秦美新》不是扬雄所作，也是后人诬赖扬雄的。苏东坡听后，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怀疑一事。 ”王安石问道：“子瞻怀疑何事？”东坡回答说：“我怀疑西汉是不是有扬雄这个人？”在一旁听到的大臣都笑了起来。王安石见苏东坡在众人面前戏弄自己，心中又添几分不悦。

熙宁年间，王安石作《字说》行之天下。一天，王安石与苏东坡谈及此事，苏东坡直言不讳地说：“丞相学识精微深远，其它宏论我不敢言知，然《字说》多有牵强附会，恐有误后来学者。譬如‘犇’、‘麤’二字，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犇义为奔，麤义为粗，与本义相反，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一时无言以对。

又一日，东坡以《字说》中的“笃”字戏问王安石说：“大人以竹鞭马为‘笃’ ，但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王安石说：“何义？”王安石回答说：“‘坡’者，土之皮。 ”东坡嘲笑说：“然则‘滑’亦水之骨乎？”王安石黯然。过了一会儿，王安石突然问苏东坡说：“‘鸠’字从九鸟，你认为如何解释为好？”苏东坡装作十分认真地回答：“《诗》云‘鸠在桑，其子七兮’ ，和爷和娘，恰是九个！”王安石欣然而听，久之始悟苏东坡又在嘲弄自己，亦深恨之。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制度，一向主张改革应遵循“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法则的苏东坡当即向神宗皇帝上书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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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二十二岁的神宗皇帝看到苏东坡的奏章，猛然醒悟，于是单独召见苏东坡说：“苏爱卿，你说说朝廷政令的得失在什么地方？虽然其中有我的过失，但你只管讲出来，朕不加罪于你。 ”

苏东坡见神宗的确是诚心诚意地询问自己，便直率陈言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

神宗皇帝听后，发自内心地说：“爱卿之言，朕当熟思之。 ”停了一会儿，神宗深情地对苏东坡说：“爱卿在馆阁，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

苏东坡对神宗所说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 ，正是针对王安石的“骤变”、“鲁莽”、“下猛药”的“速成”激进变法而言。

王安石得知后，愈恨苏东坡，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王安石见苏东坡多次羞辱自己，联想到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生前公开与己为仇，亲撰《辨奸论》，将自己比作唐代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卢杞，恨得咬牙切齿。适逢身任御史负责杂务的谢景温，以私怨诬陷苏家兄弟于治平二年（1065）扶父丧归蜀时，曾贩卖过苏木、私盐。（谢景温之妹系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的妻子，王安石与谢的关系密切。）当听到苏东坡有此“罪行”后，正苦于找不着借口惩治苏东坡的王安石心中暗喜，当即奏明圣上，要求严惩不贷。

为了取得罪证，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夔州以及成都各路转运司严加调查，并命人追捕当时的船工舵手，对他们严刑拷打，逼其招供。但终因是子虚乌有，王安石得不到半点罪证，也只好作罢。

苏东坡心底无私，对此事泰然处之。待其真相大白，自以为无须再和王安石等人去争什么是非曲直，为了远避王安石的再次迫害，苏东坡上书要求离京补外。

熙宁四年（1071）三月，神宗皇帝准奏，欲以知州差遣，只因王安石从中作梗，改命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

二、人生坎坷两位风云人物在金陵握手言欢

王安石变法极不顺利，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被迫罢相。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1076）十月，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知江宁府，自此退居金陵。神宗诏封舒国公，后改封荆国公。

在第二次罢相之前，王安石曾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不服母丧，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认为不可提用，但王安石执意为之。苏东坡曾以朱寿昌少不知其母所在，而弃官走天下寻找，并刺血书佛经之事，鞭挞李定之不孝，认为“此事今无古未闻” ，李定因此怀恨在心。当李定晋升为御史中丞的时候，与舒亶、何正臣一起弹劾苏东坡，说他以诗“谤讪朝廷”、“谩骂新法”、“无君臣之节” ，酿成轰动朝野上下的“乌台诗案” 。李定亲自主持审问苏东坡，千方百计加以陷害，企图置苏东坡于死地。

苏东坡自湖州逮捕入台狱之后，张方平、范镇等老臣曾上疏营救，但无济于事。太皇太后曹氏在大病中亦关注此事，神宗虽然心动，但时相王珪与李定等不肯放手。

就在这紧要关头，退居金陵半山园的王安石深明大义，上书于神宗，指出太祖赵匡胤曾立下家法，即士大夫犯了罪，即使比较严重，也只能给予降职贬谪的处分而不杀头，如果皇上杀了苏轼，就等于开了宋皇朝杀士大夫的先河，后世子世杀贤士大夫，就一定会将陛下作为先例。王安石在信中最后劝谏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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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半山园

神宗皇帝因不是仁宗皇帝的亲孙子，本身畏议，加上王安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因此对苏东坡从轻处置，只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七年（1084），谪居黄州四年多的苏东坡在量移汝州时途经金陵，罢相八年、因爱子王雱英年早逝、时在病中的王安石闻苏东坡至此，身着野服，乘着毛驴，赶到江边看望苏东坡，苏东坡亦身着野服出船相迎。二人见面，苏东坡对王安石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豁达地笑着说：“此礼难道是专为我辈设置的么？”于是两人亲切携手。

在金陵，王安石陪着苏东坡畅游蒋山。在休息的时候，王安石将自己创作的诗词给苏东坡点评，当读到“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一句时，苏东坡惊叹道：“自屈原、宋玉辞世以来，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也。 ”王安石亦笑着说：“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

过了一会，王安石问苏东坡说：“子瞻黄州所作《雪》诗中，其‘冰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甚妙，只是句中‘玉楼’与‘银海’知之者不多，老夫小婿蔡卞就误以为‘此句不过咏雪之状’ ， ‘妆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 ’就我看来，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子瞻可是这种比喻？”苏东坡点头称是。

事后，苏东坡对叶致远说：“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

金陵小住，苏东坡每日与王安石畅论古昔文字，闲来即俱味禅理，王安石感慨万分地对左右说：“不知几百年间，才有如此人物！”

由于王安石真诚地邀请苏东坡卜居秦淮和自己住在一起，苏东坡在和王安石的诗中深情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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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王安石

在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王安石“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的谏言，改变了苏东坡的命运，足以表现出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襟怀。

从多年的实践中，苏东坡也认识到自己对王安石变法存在偏见，对王安石的认识不足。

人生旅途上的不同曲折，使昔日互为政敌的两位风云人物在金陵就这样握手言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