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的“盛唐“中：世界其实是个整体

历史上把唐朝分成四个时期。首先是初唐，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都属初唐。然后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时代。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进入中唐，包括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都属于中唐时期，那时候藩镇割据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得到了解决。但是等到宪宗李纯一死，大唐的国势又急转直下，宪宗李纯死后二十年不久国家进入晚唐时期。

要注意盛唐两个字，不是随便叫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朝代带”盛“字前缀的，就唐朝独一份儿。

你从来没听过什么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个康乾盛世，但是后世也从来没把这段时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时期所谓盛世问题也多了去了。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谓盛唐的核心时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期。武则天时期虽然埋下了不少祸根，但是开花结果全部都在她孙子李隆基执政的这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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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风格也从盛唐那种昂扬向上，英气勃发的状态急转直下。像杜甫后期的那些诗，其实就是在反反复复说一个字——那就是“苦”啊，实在太苦了。尤其老杜不幸活到了安史之乱结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才死，国家屡遭兵燹，老杜是阅遍人间沧桑。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又过了一些日子，进入中唐的藩镇时代的稳定期，唐诗才又开始繁荣，什么元白诗派，元稹白居易的乐府诗。韩愈孟郊的韩孟诗派，尤其是韩孟两人，他们主张诗随心走，不平则鸣，有点意识流的意思。

前面说过，李隆基当政，虽然前期在整顿国家行政机器上花了功夫，可本质上执行的是没有武则天的武则天政策。比如在边疆问题上，李隆基刚刚登基的时候其实延续了武则天时代的战略收缩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不打仗不折腾。因为当时李隆基和朝臣们有共识，那就是李家的政权复辟没多久，当务之急就是结束内耗，恢复国民经济生产才是最关键的。当时国家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李隆基登基之后一开始动不动就带着满朝文武往洛阳跑，去收大运河上运下来的粮食。收了粮食之后在洛阳一呆就是好一阵，不回来。大臣们是一个劲儿的劝他，因为李隆基这么做其实是属于政治不正确：洛阳在关东，历来是武则天的首都；李家的传统统治核心可是关中地区，也就是长安。而且当年可不像现在，陕西西安到河南洛阳，高铁也就几小时。

那个时候文武百官拖家带口，来回一趟少则一月多则俩月的时间，全浪费在路上了。朝廷两边来回跑，下面干活的官员是实在吃不消。可李隆基不干，反而把劝他的大臣臭骂一顿。没办法，实在是国家没钱，关中又经常大旱，收不上来粮食。什么政治正确不正确都不管了，先顾着眼前吃喝再说。虽说洛阳是武则天时代的首都，可实在是在运河边上，经济上要比长安要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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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就是安史之乱过后，白居易回头看唐玄宗初年这段历史，说“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其实开元和天宝都是唐玄宗的年号，宋璟（就是宋开府），和杨国忠，俩人都李隆基不同时间段的宰相。意思是说，你看开元年间的宰相宋璟多好，边境上打了胜仗都不赏，就为了防止那种穷兵黩武的风气。到了天宝年间的宰相杨国忠，此人不是东西，为了向皇上邀功不断在边境上和人干仗。好像后来国家不幸就完全是宰相的事，和别的没任何关系。其实真不是这样，玄宗早年间不赏边功，是因为国家没得可赏，太穷了。

可是，我们前面说过，到了李隆基晚年，唐朝边境上是赫然罗列着十个拥兵五十万众的节度使，史称天宝十节度，这10个节度使不是守边境就完了，而是屡屡对外展开进攻。这说明李隆基后来边疆政策转变了。而且是巨大的转变。那原因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白居易说的就是杨国忠一个人的原因。有人说是李隆基晚年昏聩，用人不当，不光是杨国忠，还用了李林甫这类大肆搞党争的奸臣。还有种说法最近比较流行，说因为从唐朝立国到李隆基这五代人，不断开边，边疆战线延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不得已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广布节度使。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没说到问题的根本。一般人往往有种错觉，就是喜欢以一种完全孤立的，静态的角度去看古代的世界。然而，世界从来都是一个流变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即便是在工业革命、大航海之前的人类社会也是存在着的。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民族迁徙、国家崛起和衰落，都会以一种涟漪的状态最终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各个角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全球化，因为全球一直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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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比如，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战略选择，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整个世界大势的演化逻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千三百年前把视野拓展到大唐以外的疆域，我们就会发现此时外界的国际环境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唐朝最强大的邻居，吐蕃的小国王在李隆基登基后没几年也成年了，而之前吐蕃的朝政一直由太后和宰相把持。之所以之前是“小国王” ，那是因为原来政权不在他手里，可人家长大了对权力的诉求也是很强盛的。原来在摄政时期，吐蕃的注意力都在国内，相对来说对唐朝也是处于一个战略收缩的状态。结果吐蕃王亲政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重新在西域开疆拓土，一心和唐朝一决雌雄。其次，在差不多和唐朝建国的同时，中东地区建立起了阿拉伯帝国，这个国家与李隆基时代的唐朝在同一时期也进入了全盛期。曾经在西域辉煌过的什么东突厥、西突厥、还有突骑施等等游牧部落本来在中间还能做一下缓冲力量，但是这个时候也都全部衰落了。阿拉伯的军队把当时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打得惨败，坦罗斯一战，唐军几万人全军覆没。高仙芝可是当时唐朝一流名将，能够遏制住西域的吐蕃势力多亏这个人，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讲他。第三，东北的契丹，这个时候已经实力也已经非常强大，成为唐朝东北国境线上的严重威胁。当年武则天和他老公高宗李治，完成了自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以来的遗愿，灭亡了东北亚第一强国高句丽（高句丽不是后来的朝鲜高丽，这完全是俩国家）。但是高句丽的灭亡给唐朝的东北边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武则天时代，契丹就已经到了能从东北打到河北的程度。连一贯走绥靖路线的武则天，那次都被迫出兵抵抗。到了李隆基时代，契丹对唐的威胁就更严重，虽然双方角逐不分上下，但是让唐朝在玄宗时代彻底陷入了东北和西北两面作战的境地。这是武则天时代完全没有的情况。

武则天统治中国的时候，史料可查的记载是吐蕃和其他周边游牧民族确实也都多少处在内乱中。比如吐蕃，就是小国王即位，太后和大臣摄政。阿拉伯帝国刚刚灭亡了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还没来得及向中亚扩散。唐朝在东北那时候刚刚灭亡了高句丽，还设了一个安东都护府。可到了玄宗朝的时候，国际局势几十年间峰回路转，以前好像不是什么威胁的势力，现在全大的吓人了。李隆基一方面这时候励精图治，国力确实比武则天时代强不少。

另一方面也确实从战略上考量，主动出击比被动防守要有效的多，所以只能东北西北两头，是广布节度使，一边打一边守。之所以叫藩镇，主要功能还是为国家看大门儿。所以大家千万别仅仅以为是李隆基晚年因为国家有钱了，就穷兵黩武；或者这疆域范围太广，没办法只能养起这么多边防军。那北宋的时候连现在的北京都丢了，黄河上游整个被西夏给抢跑了，这疆域够小了吧。结果东京开封府养八十万禁军，而且还老打不过人家，老挨揍。所以这军队数量多寡和边境线多长国家多大实在没什么关系，确实和国际局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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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人看历史，往往带着先入为主的成分。认为某些历史上的重要战略选择，当时的人具有完全的自主性。

尤其是和君王自己的个人选择和喜好有关，好像和整个世界大势的演化逻辑没有任何关系。李隆基当时广布节度使，被后人说成是穷兵黩武，引发了安史之乱。然而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历史演进轨迹是这样的：吐蕃，趁着唐朝在西北的边防军撤到内地平乱，所以迅速占领了陇西地区，还一度攻陷首都长安。中亚地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在汉朝都是从来没有的新情况，直到一千年之后的乾隆年间，才又“旧土新归” ，重新命名为新疆。东北的契丹各部落更是趁机壮大，直到藩镇时代末期建立辽国，成为后来宋朝的老大难问题。

所以，基于这些后续演进的历史，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隆基，实在不得不感慨一句他遇到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状况。只怕他独自一人从兴庆宫内眺望长安的夜景时，也曾有过“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刻。

他在位的后期不断在西北和东北加大军事上的投入，实在是逼不得已。是一种为了守住祖宗基业的无奈之举。即便没有安禄山，大唐的盛世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农业时代的文明体，发展到达瓶颈期的时间快，比如李隆基时代的唐朝；而此时他周围的这些文明体也都成长到了成熟期，都盼望着与正中央的这个大帝国一决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