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与日军勾结，一边高喊抗日，桂系李宗仁，唱的哪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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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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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与日军勾结，一边高喊抗日，桂系李宗仁，唱的哪一出？// //

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 ，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被描绘成“抗日壮举” 。不过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事变发生后，在幕后用军火、教官拼命死挺这次事变的，居然是日军。日军大力支持粤系、桂系军阀反对自己？这是日本人被中国人耍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帮中国人数票子？还是粤系、桂系“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粤系、桂系军阀与日本的暗中勾结由来已久。 1929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后，白崇禧、黄绍竑败逃越南，身处上海的李宗仁是靠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安排，才逃脱蒋氏抓捕的。 1931年“9.18”事变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均不顾大义，暗中与日本勾结，以巩固、扩充自己的势力。李宗仁自己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 ”其中就包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人。

1934年，桂系与日本达成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的协议。李宗仁派刘士毅等赴日，不仅公开参观日军秋操，还向日本订购了大批军火。日军还应桂系军阀请求，派出大批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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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常住广州的李宗仁与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来往密切，并经常与著名日本间谍和知鹰二中佐密谈。他还派王乃昌常住港岛，以李宗仁、白崇禧代表身份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武官秘密来往。土肥原贤二来西南“游历”时，双方曾举行过多次密谈。

1935年年初，日本军部派松井石根到港岛与李宗仁代表王乃昌、陈济棠代表梁植槐密谈，双方商定以两广脱离南京、广西钨矿专售日本为条件，日本向两广出售军火。双方随即履行协议，广西向日本出口钨矿，日本派两艘装满军火和水泥的船只驶入虎门，但被广东海关扣留。李宗仁得到日本驻广州武官的通知后，命其驻粤办事处副主任阚宗骅会同广东“海周”号军舰并率兵1连，与海关交涉，强迫海关放行。最后该货物由阚宗骅接收，计有村田步枪5000支，轻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沈阳造山炮数门和一批炮弹，飞机数架，还有大量水泥。随后，该货物被运回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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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靠日本扶持，双方军事交流如此深入，还如何“抗日”？实际上，当蒋氏于1934年秋季以追剿红1方面军为由，将其势力伸入原有地方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并成功解决王家烈等人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预感到，自己必然会成为蒋氏下一个吞并目标。为了保住各自割据一方的局面，粤系和桂系不但抱团取暖，暗中寻求日本给予各种实际支持，而且公开联络胡汉民，打算以他为号召，搞反蒋割据。

当然，这种割据是要有大旗的，是要占据道义上制高点的。 “抗日”作为当时民心所向，拿来利用一下再合适不过了。在这方面，粤系、桂系军阀都曾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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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斐就曾非常直白地对李宗仁、白崇禧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 ”白崇禧联络湘系军阀何健共同反蒋时，公开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 ”“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

陈济棠在“两广事变”前派自己的哥哥陈维周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深入沟通后，陈维周回来报告：“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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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称日本为“友邦” ，粤系说“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 ，由此可见他们宣传的“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只是一块贞洁牌坊而已。 1936年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时，粤系和桂系军阀发布的联合公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 ”但实际上，日本军方从6月1日至6月下旬，又增派了百余名军官到粤军中充当军事顾问。

这种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于不顾， “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激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愤慨。事变发生后，增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的30名日本陆军航空兵顾问的到来，让包括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的粤系空军上下一片哗然。不久，粤军空军通电脱离粤系，驾机北上投奔中央军，其中自然有蒋氏重金策反的因素，但广大爱国官兵发觉被军阀愚弄、欺骗后的愤慨之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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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基层官兵，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打的“如意算盘” ，连粤系、桂系的许多高级将领都颇不以为然。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第2军军长陈达都先后脱离粤系，投奔中央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首鼠两端，自己辞职后躲到香港静观风向，又暗中命令自己最嫡系的陈汉光师，在粤军纷纷向中央军倒戈的情况下去广西投奔李宗仁。可陈汉光却公开违抗这位老上级的命令，率部接受余汉谋改编。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蒋氏得以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部集中对付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立即率部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礼送出境。他俩商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氏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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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调停下，桂系最终与蒋氏达成6点协议：1 ，南京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抗日；2 ，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的成命，另行协调职务；3 ，补助广西事变以来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4 ，保证复员后，广西保有的员额及费用；5 ，特派大员来广西和谈，并公开昭示信用；6 ，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领导。

9月6日，蒋式公开委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继续职掌广西。 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表示服从南京。 “两广事变”这出“抗日闹剧”遂造结束。

“两广事变”失败后，迫于全国抗日的压力，桂系和粤系军阀与日本的往来从公开转入地下。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桂系还是粤系军队，基层官兵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至于一向将一己私利放在首位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能拒绝日军的策反收买，能在战场上尽到一个中国军人的本份，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