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生黄宽爱丁堡大学学医，最初的动机只是为父老乡亲看病

鸦片战争后，中国学子留学欧洲也逐渐形成热潮。最初赴欧留学的学子和到美国留学的学子一样，大多系传教士的帮助。当时，第一个到欧洲留学的是黄宽。黄宽之后，朝廷出于巩固国防的需要，开始派出军事留学生。黄宽和容闳1849年从美国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准备投考耶鲁大学，黄宽则转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医。黄宽入读爱丁堡大学，他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学成归来，他要为有病得不到医治的父老乡亲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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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少年行》改写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市)东岸乡。他的童年十分不幸，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因为疾病得不到医治而相继去世。哇哇啼哭的黄宽由祖母带大。黄宽天性聪明，他到私塾读书的时候，儒家经典，只要一经塾师指点，即能领会贯通，并能轻松背诵。但家庭的拮据，幼年的他只能中途辍学。后来，黄宽的祖母听说教会学校不收学费，便把他送到了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读书。

1846年9月，布朗博士宣布，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即将回国，将带几名学生到美国读书。容闳、黄宽、黄胜三个小伙伴在当时对西方世界谈虎色变的社会环境下，大胆地站起来，表示愿意同布朗博士一同赴美。三人在布朗博士的带领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当时的美国还没有高等中学，仅有预备学校作为进入大学的预科。孟松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该校校长海门是美国颇有名气的学者，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对这三名中国孩子十分喜爱，关怀有加。黄宽、容闳、黄胜三人中，黄胜年龄最大，但由于水土不服，常常生病，不得不于入美的第二年退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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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黄宽

黄胜回国后，黄宽与容闳常在一起讨论将来的计划，该做什么打算。二人感到既然来到了海外，就要学有所成。要继续深造，但生活和学习所需要的费用在困惑着他们。怎么办呢？二人去求助校长海门和布朗先生。二人说明了来意，曾经帮助过他们的海门和布朗表示，将帮助他们找到资助者。

不久，布朗先生找到了容闳和黄宽，说香港的一位资助人同意提供帮助，但要求改变专业领域，最好是学习医学，将来成为传教士医生回到香港为教会服务。黄宽考虑了一下，决定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容闳犹豫不决，最后放弃了这个带有条件的资助。

与他自身而言，黄宽选择医学，既是明智之举也是理想使然。幼年的不幸命运，使他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但是它却有着很强的逻辑推理和动手能力。这些理性的性格都为他学习医学提供了条件。在跟随布朗博士走出国门之前，黄宽目睹家乡人因病得不到救治痛苦呻吟甚至无奈死去的场面，常在他的大脑中胶片一样挥之不去。反观西方世界，医学事业的进步，使黄宽感到解脱家乡人的病痛之苦，必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这种动力也促使了黄宽把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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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大学

黄宽认为爱丁堡大学正是他实现理想的所在。爱丁堡大学是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特别是医科在英国和整个欧洲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苏格兰本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后来放弃独立与英格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大不列颠王国。爱丁堡大学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于1582年批准， 1583年成立的。由于该学院当时是受爱丁堡市政府的管理，所以又被称为“康尼斯学院” ，后来正式更名为“爱丁堡大学” 。

在爱丁堡大学成立之前，苏格兰的学生要学习医学、法律及神学方面的课程，需要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到荷兰的莱顿大学或者乌特勒克大学学习。这种不便，使得王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有必要建立一所高等院校，为苏格兰地区的学子提供学习上的便利，免除他们需要奔波欧洲大陆的求学之苦。这个动议也得到爱丁堡市政府的积极支持，所以经过詹姆斯六世的批准，

这所高校得以成立。由于之前苏格兰的学生多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或者乌特勒克大学学习，他们回到本土后，除了传播知识外，也把荷兰的新教精神和自由作风带到了国内。因而爱丁堡大学也承袭了这种精神和自由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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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统治的香港

后来，随着爱丁堡大学的不断扩大，专业分科的更加明晰，特别是它成为欧洲法律、医学、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镇以及爱丁堡大学开放自由的新风，都在吸引着欧洲大陆和北美殖民地的学生来到这所国际性知名大学读书。

1850年11月4日，黄宽进入爱丁堡医学院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能考入这所大学实属不易，他所在的时代，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处于医学发展和科研的最前沿，能考入这样的一所大学，黄宽除了过人的智慧，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入读爱丁堡大学，黄宽除了得到香港资助人的资助外，还得到了爱丁堡医学传教会的资助。爱丁堡医学传教会原名“爱丁堡医疗援外协会” ， 1843年改为此名。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交流医学传教的资讯，帮助其他机构开展医疗传教工作以及协助尽可能多的传教点获得资助”[1] 。既然黄宽同意通过医学的学习进行医疗传教工作，因而得到了该组织的帮助。

爱丁堡医学传教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美国在华传教士医生伯驾以中国医学传教会的名义访问爱丁堡后的一项成果，其目的应该说还是为美国服务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伯驾是较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1841年7月，伯驾到英国爱丁堡介绍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情况，他呼吁爱丁堡的医学界和友善人士与中国医学传教会合作，推进中国的医学传教事业。也正是这次演讲后，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士经过讨论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为医学传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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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丁堡大学

黄宽在得到这个组织的帮助之前，爱丁堡医学传教会执事会议拟定了一份“资助学生”的备忘录，对毕业后从事医疗传教的学生进行资助。有了这个备忘录，爱丁堡医学传教会，资助黄宽到1855年毕业。黄宽毕业后，先是在新外科医院作为米勒教授的助手工作了数月，由于没有工资，这期间，爱丁堡医学传教会仍然提供资助。

1855年12月，根据当时的约定，黄宽得到了一个医学传教士的职位，将返回中国到广州的教会医院工作。在回国之前，爱丁堡医学传教会为黄宽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并赠送了一些医学资料和一套眼科器具。

1856年8月，黄宽踏上返回中国的轮船，经过166天的航行，于1857年1月15日抵达香港。黄宽回到中国后，即投身到医疗事业当中。他先是在香港伦敦会医院工作。

1858年他回到了广州，当时，在广州的教会医院名字叫惠爱医院，由一个叫合信氏(B．Hobson)的英国人在管理，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也没有好的医生，使得惠爱医院很是冷清。黄宽接手后，对医院大力整顿，培养业务骨干，使得惠爱医院起死回生，病人纷纷慕名前来找黄宽看病。据1859年报告，该局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助理诊务。

黄宽回国之初，也像容闳那样，对故土有一种隔膜感。 7年的留学生活，长期生活在英语的世界里，中文已经十分生疏了，这使他回国后不得不重新学习中文，好在他极为聪明，很快便适应了国内的环境，黄宽在惠爱医院工作了两年，不满医院里英国人颐指气使的种族优越感，再加上他自身的内向性格，不会逢迎拍马，使他决然离职。

1860年，黄宽离开惠爱医院后，自己在广州开了一家诊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第一家西医诊所。黄宽凭着娴熟的医术和渊博的学识，很快使诊所在广州广为闻名，也推动了西医在广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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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黄宽的医学名声在当时也传到急于延揽人才、为己所用的李鸿章的耳朵里。 1862年，李鸿章聘任黄宽为幕府医官，并兼李鸿章的私人医生，但是，不善于官场交际的黄宽没多久就辞职了。虽然李鸿章和当时上海道台丁日昌多番规劝，但他仍然回到了他的诊所里当医生。 1867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因病回国，黄宽受邀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一职，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较过去为多。许多重大手术，都由黄宽亲自操刀。由此可证，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的重要地位。 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总之，在他任职的各种岗位上，他始终克尽职守，勤恳工作，从不懈怠，赢得了医界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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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大庆：《黄宽研究补正》，《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