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如何获得人生最大成功，怎样保证奋斗者的公平公正？

引言

在现代社会，人们成功的途径很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在中国古代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出人头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顺利入仕。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如果走上仕途,该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换句话说,一旦拥有政治权力,连带着就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名声、有了荣誉、有了财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简言之,在古代中国,政治决定了人们的一切!那么,哪一些人才有入仕的资格呢?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入仕呢?起点是否公平,规则是否公开,结果是否公正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 。察举制本意是消灭特权，可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两汉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实行的是“察举” 。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吏民进行考察,以品行为标准,以地方舆论(乡评)为根据,把人才选拔出来,向中央举荐。察举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孝廉” 。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 。之所以要以“孝”和“廉”为标准,是因为“孝悌”是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洁”则是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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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之举始于汉文帝,本来是不定期选举,从汉武帝时代起则逐渐成为一种定期定员的选官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曾两次下诏,贵令每个郡国每年必须选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更是严格规定:凡户口满二十万的郡国每年必须举荐孝廉一人,其中较大的郡可以举荐二人,而户口不满十万的郡则每两年举荐一人。

两汉的察举制度通常要经过这样一些程序:年轻人必须先进入太学读书,根据毕业考试的成绩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称为“郎”,留在皇宫中担任侍卫;乙科出身称为“吏”,回到家乡担任地方官的僚属。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和实习后,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员根据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举荐,最后再经过一次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为官从政。

相对于先秦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分封制,两汉的察举制度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政权是面向所有读书人开放的,而且选官标准又是以德才为基础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然而,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选官制度,事实上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读不起书。

两汉时代,书籍都写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简最多只能写二十来字,传抄既费时又费力,更不便于携带和流通;帛虽然没有这些问题,可它是昂贵的丝织品,用它来书写,成本又太过高昂。如果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人,家中藏书丰富,要做到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要是出生在没有藏书的普通人家,为了读几本书,往往就要跋涉千里、寻师访友,其读书求学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官职虽然是不可世袭的,但是“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诗书传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种“垄断性优势”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占有“知识和学问”这种稀缺资源,就能比较轻易地获得政冶资源和经济资源。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所谓“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正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此外,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进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将来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会回过头来报恩,也察举他“恩师”的后人。因此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辈曾察举过别人,他的子孙被察举的可能性自然就远远大于普通人。久而久之,每个郡中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永远占有“孝廉”的名额。这样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后世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士族门第” 。

两汉的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问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符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进人曹魏时期,两汉察举制度既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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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和能够对现实政治作出贡献的人。所谓“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

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汉登基,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贵、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万端,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科举制古代最合理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影响深远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开皇中期才被罢废。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末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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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举,即“开科举士”之意。唐代先后所开的科举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于高宗永徽年间罢废,除“明经科”与“进士科”外,其他均为专科,不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独为世人所重者,唯有“进士”一科。

五代的学者王定保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唐摭言》)

陈寅恪先生也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这于后代,因而不改。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面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特九品中正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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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面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人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 。 “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言”是指口才谈吐,并究的是“宏词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道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辫滔滔,还要写得一手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什么叫人才，这就叫人才!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也大有人在。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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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全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 。结语

无论何时,“社会公正”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永恒理想。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