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三皇五帝，中国史该从何时讲起？

历史从何处讲起？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在传统的历史观中，正史是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但是其中“乱离怪神”的故事，比如黄帝打败蚩尤，风神、雨神都前来助阵，这是唯物主义者不能接受的。唯物主义者有自己的历史观，其对学问的基本态度就是“拿证据来” ，你说有神仙，那么好！就用你的方式把你的神请出来，让大家都看的见，这样才好令人信服。

唯物主义自然是属于哲学领域的，哲学的观念来源自具体科学的实践论证，同时又为具体的科学提供理论和方法。唯物主义的哲学自然同唯物主义的历史学保持着同于的关系，历史是要有可观存在的证据来证明的，这种客观的存在不会因为主观上的意识而发生改变，任凭何人用何种手段来证明，真相有且只能有一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薛定谔即死又活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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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学的历史是从大爆炸讲起的，当大爆炸发生之后物理学、化学的历史描述便开始登场了，经过漫长的物理变化和反应，地球中出现了有机物，于是生物学开始讲述他的历史。直到生物中演化出了人类，着才有了人的历史。史者，记事者也。历者，过也。研究过去经历过史实，这便是历史学的意义了。伴随着人类对过往的认知，人们的历史观也是会发展的，会进步的。历史是不会变得，变的只是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基本态度。

根据远古人类活动过的遗址来划分，我国的远古时期的历史，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地区。其中黄河流域是最早人类生息繁衍的地区，故此黄河被称为“母亲河” ，在黄河流域的人们进入礼乐文明之后，长江流域依旧保持着比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直到春秋时代才逐渐被同化。至于珠江流域与中原文明的交通，那是秦统一天下之后的事情了。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辐射着周边地区。我们并没有找到辽河流域、西南元谋人跟中原文化是否有着互相关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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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万多年以前，现代中国境内西北辽河流域，内蒙古高原等地的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而后来河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发现的遗址已经标着这人类进入了新时期时代。这两个时期之间上万年的跨度，以及地域上纵横千里的距离，是否在文明传承上有着某些联系？这还需要更多的依据来说明问题。不过新时期时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文明，大致上可以确认是中国文化的开端。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一般认为是会使用并制造工具。因此对工具的使用，标着这人类文明进程的里程碑，几个时代的划分也大致如此。猩猩也会拿着木棍捅蚂蚁吃，但是人们只是认为它会使用最简单的现成的工具，并不会自己发明创造出新的工具来。也有人认为猩猩已经进化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也是比较简单原始的。直到新时期时代才学会了进一步的加工工具，目前发现了可以插入斧把的石斧头，石环，石刀等相对先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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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生产依然是狩猎和采集为主，但是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农业，这对应古代历史传说中神农的故事。农业的发展使劳动生产成功出现了剩余，相比之前采集狩猎不够分食的情况大为改观。于是其中一部分比较“聪明”的人，开始了给自己储蓄，私有制经济由此产生。为了保证少数人私有经济不被侵犯，人们开始琢磨私有制度，并且成了军队来提供保障，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开始萌芽。

夏商是国家政治的早期尝试，关于夏朝的历史，商人知道的都不多，笔者认为这是地域阻隔和缺乏文字共同原因造成的。目前考古发现的文字最系统的仍旧是甲骨文，虽然甲骨文之前还有别的文字产生，但是最长的也就几个字的短句，并没有系统对事件的认知。我们可以认为夏代有只言片语的象形文字，但是没有形成体系，文字的发展也是经历过及其漫长的时间。因为缺乏文字跨时空的传递信息，再加上地域的阻隔，因此商人对夏人事件知之甚少，当然这也仅仅是站在今天所能掌握的知识背景下进行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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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之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巫祝的解释。于是我们认为当时巫师家族有着及其崇高的地位，他们霸占着“文化资源” ，而能与之相制约的是霸占着“生产资源”的实际统治者，统治需要文化上的支持，文化需要统治者的庇护。早期的政治和原始宗教是不分离的，商代的政治结构这种现象很明显，作为君主的“帝” ，即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族的族长，又是以暴力组织维系的政治统治的君，同时还是象征着利益分配者的主。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后世称之为专制君主，凡事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从甲骨文中找到一些线索可以反应一些问题，商帝是一个大的统治，之外还有“多方”、“邦方” ， “某方”等称谓，他们的君主不能叫做“帝” ，而是叫做“侯”、“伯”、“任”、“田”等，这里可以体现出“帝”的地位是高于其他“方”的统治者的。诸方之外还有蛮夷戎狄，大体上是还不开化，没有建立“方国”的一些偏远地区，在东曰夷，主要分布在山东、安徽、江苏北等地。在北曰戎，主要分布在河北、辽宁，甘肃等地。在南曰蛮，主要分布在汉江之南，或云南等地。在西为狄，今陕西一带，据古书记载戎狄都是披头散发的，与中原男子加冠，女子及笄的习俗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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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帝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并不像传说中的“天下共主”那样，他的具体地位是根据经济军事实力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的商帝在列国的政治地位是不一样的。甲骨文卜辞之中有“呼”、“令”等记载，同时也存在不服从商帝统治的部落，淮夷的外方最强的反对势力。商代权利的交接以兄终弟及为主，直到传的没有弟弟可传了，才传给子侄开始新一轮的兄终弟及。这是由于王族当中没有出现强势的嫡系势力造成的，兄弟之间的势力势均力敌，干脆就轮着来吧。但是总有不守规矩的，直到武乙壮大之后，开始了父死子继的新制度，制度的执行是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的。

周灭商有着很大的侥幸因素，纣王并非后世传言那样昏庸不堪，如果不是被周灭国，完全是个中兴之主的做派。但是他输了，故事就轮不到他讲了。周天子充分借鉴了前朝的经验，商代异性诸侯国大多是原始部落居民自治，商国强大了就服个软，商国没落了就开始造反。姬昌只是侥幸成功的一个部落而已，在国防问题上他采取了相对高明的手段，重要的封国均由自家人承担，即使是少有的功臣可以获封一席之地，那也是周天子的姻亲。于是整个春秋时期都是自家人打自家人，直到战国时期几个新兴诸侯国取代了老牌诸侯国之后，才有了外人参与政治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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