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怎么从维新先驱一步步跌落神坛的？有这六点证据

文/木子君侃史

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然而，这个神话总有破灭的时候。

一、神话破灭的六记重锤

1. 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

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实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

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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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

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 “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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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人种改造计划

2. 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战败之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

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

然而，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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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插画

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以及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的回忆录等。

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 “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

所以，所谓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 ”）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 ，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充满了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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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迎娶少女

3. 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

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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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 。

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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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沽名钓誉篡改密诏，害死六君子，害苦光绪帝

4. 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 “我自横刀向天笑” ，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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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与梁启超

5. 康有为曾密谋兵变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 ，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

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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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

6. 曾为利益污蔑汪康年

1896年8月9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

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

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 ，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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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

二、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

戊戌变法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着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

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 ，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

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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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可惜昙花一现

当然，康有为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从遥远的南海岸边走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他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从而演出了一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的正剧。

那个时候，康有为无疑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知新报》；他七上皇帝书，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万言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诚真男子也。

他在戊戌变法前写的那些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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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人创办的《知新报》

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看得过大。小编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

即使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

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也仅有一位算是康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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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劝学篇》

恐怕这才是真正的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

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如果说戊戌之前他的思想、言论、行动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站在时代的前面。那么，当慈禧太后的屠刀扼杀了百日改革的事业，他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或者说被历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后和张勋一起成了复辟丑剧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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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远是一群人的合力，而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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