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是如何“废除中医”的？

中国知识界，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学者俞樾。（注：就医学概念而言，世上本无“中医”“西医”之分，只有“中国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学”与不分中西的“现代医学” 。本文为尊重时代语境而引用的所有“中医”字样，皆当视作“中国传统医学”；引用的所有“西医”字样，亦皆当视作不分中西的“现代医学” 。下同，不再赘注。）

1879年，俞氏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国传统医学；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 。

俞氏生活的时代，现代医学尚在发育（现代医学开端于19世纪中叶，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而诞生出实验医学为标志），在中国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俞氏本人对现代医学，也无多少了解。他提出“废除中国传统医学” ，并非以现代医学为参照，而是基于个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

比如，在俞氏看来，中国传统医学所谓的脉象与脏腑之间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但传统医学的从业者，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不过，俞氏不否认某些传统医学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传统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他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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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俞樾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研究过传统医学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 。二人虽然没有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大致相同。

比如，章太炎认为，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并不成立，《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有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实是谬论。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国传统医学，千万不要去学它的医理医道，只可去学它的药方，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

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国传统医学界关系密切，曾与“废除中医论”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陆虽然反对余云岫彻底废除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张，但他同样认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乃是“凭空结撰”而来，惟药方有验证总结的价值。

晚清民国，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发出质疑者，远不止俞樾、章太炎与陆渊雷。

受西潮的刺激，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曾努力钻研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 ，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进而提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但这类努力，大多无疾而终。比如，严复最终承认，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 “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 ，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也承认，中国传统医学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 “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

进入民国后，知识界对现代医学了解渐深，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其中最决绝者，当属陈独秀。陈在《新青年》上刊文，批评中国传统医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 ，又“不事药性之分析” ， “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动辄拿“古方”说事， “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 ，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眼中，中国传统医学成了杀手的同义词。

大略同期，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也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所谓“医道”提出了批评：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 ……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以上种种，大体代表了晚清民国时期，最前沿知识界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共识。

这种共识的影响，由知识界辐射至政界，其结果是，终民国之世，无论传统医学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传统医学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否定传统医学、废除传统医学，几成历届民国政府的共识。

1912年7月，袁世凯政府制定《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首次将中国传统医学明确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11月，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传统药学均不在其中。

此种设置，一度引发中国传统医学界的恐慌与抗议。他们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国传统医学课程（传统医学界自称“中医”“国医”）。

袁政府无视此种抗议，且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传统医学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公开表示：

“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 ， “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 ”

最后，事情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较汪大燮柔缓许多，声称未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 “非有废弃中医之意” ，但也同样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 ，对传统医学“致难兼采” ，亦即仍委婉拒绝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

作为抗议， 1915年，传统医学界人士倡议自费创办“中医学校” ，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对这类学校仍持拒绝接纳的立场。此后数年，传统医学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 ，但没有一所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

1925年，传统医学界曾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再次要求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教育部的回复是：

“（传统医学）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

概言之，北洋政府时代，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教育部始终将中国传统医学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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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民国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及其著作《灵素商兑》。余氏当时曾被传统医学界骂做“洋人的孙子” 。

1927年之后的国民政府，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与北洋政府如出一辙。

偏据南方时，国民政府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传统医学进入大学的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作出了“废除传统医学”的决定。

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知识界及国民政府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 。要成立该机构，首先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谁有资格算医生”的问题。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传统医学。但考虑到目前国内现代医学从业者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传统医学。

中央卫生会议的上述决定，引发了传统医学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传统医学”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

上述表态只是一种安抚之词。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 ，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 “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 。

1931年，在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中央国医馆” ，但该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冯支持设立的另一机构“中央国术馆” ，一并迅速走向了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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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冯玉祥。冯推崇“国医”是一种政治运作， 1905年，冯腹部生疮为传统医学从业者误诊，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获治愈。

1933年，传统医学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该要求被行政院否决。行政院的理由是：

“（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

此后，经冯玉祥等人运作， 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 “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 ，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自北洋时代以来，教育部始终坚持将传统医学拒之门外。这一规定，实际上意味着绝大部分传统医学从业者不可能获得“中医”资格。

在条例上玩这种游戏，既说明“中医”“国医”之称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带给了卫生部极大的舆论压力；也说明卫生部推行现代医学、抵制传统医学的态度相当坚定。

再之后，抗战全面爆发，当局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传统医学界多有褒词，但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除不许设“中医学校”、办“中医医院”、登“中医广告”之外，还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 ，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传统医学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

1943年，传统医学界曾一度取得“短暂胜利” ，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与《中医条例》，合并成了一部《医师法》。

不过， 1946年，该法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传统医学从业者一律只能称“医士” ，不许称“医师” ，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 。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学校系“擅自设立” ，未经教育部批准。传统医学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

此后，直到1949年，传统医学始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正是中国转型成为“民族国家”之际，故政客们面对传统医学的问题，多持两面派立场——既不欲被舆论目为“反对国医”之人，也不愿将自己的疾病交付到“国医”之手。

比如，孙中山曾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 ，病重之际，胡适来劝他“不妨一试（中医）”时，孙的回答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的传统医学从业者，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据，称孙“支持中医” 。其实，这不过是孙被现代医学确诊为肝癌晚期、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乱投医”罢了，不代表孙对传统医学的真实看法。

再如，汪精卫虽在孙中山临终之际为孙找来了“中医” ，且因此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但汪的内心，对中国传统医学，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 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

“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

在如何对待传统医学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做法，也与孙中山颇为相似。

1929年的“废止中医风波”中，当着前来请愿的传统医学代表们，蒋曾表态支持他们。但这种表态，并不是蒋对传统医学的真实看法，而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据林森披露，此次传统医学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 ，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 “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 。据叶楚伧披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 。 ——当请愿代表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高呼“支持中医”就是“支持三民主义” ，且有地方政治势力介入其中时，医学问题早已变成了政治问题。

与上述政治表态不同，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全部由拥有现代医学教育背景者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