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后主刘禅昏庸的假象：蜀汉政权结构的误解，平叛用人样样精明

蜀汉后主刘禅是“去演义化”难度最高、最难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三国人物。后主的小名阿斗是东方文化里的专用名词，特指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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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后主刘禅已经年近三十，但是仍然没有当家理政的政治经验，更没有应对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他在登基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代理国政经历。当时先主刘备在白帝城病重，丞相诸葛亮前去探视。离开成都时只能委托太子处理军政事务。

在这一短暂时期，发生了汉嘉太守黄元叛乱事件。当时蜀军刚刚经过夷陵战败，成都后防空虚，叛军一度逼迫都城。摄政的太子刘禅按照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命令将军陈曶、郑绰带领太子卫队前去平叛，结果很快击败叛军，生擒了黄元。

很多人认为刘禅就是一个像《三国演义》里展示的那样，是一个亲近小人、不理国政、乐不思蜀的昏君，但是很显然，一个昏庸的刘禅是招架不住叛军的，况且堪称枭雄的刘备和人中卧龙的诸葛亮也不会放心让刘禅一人执掌成都大权。而刘禅在诸葛亮死后单独掌权二十余年，在当时稍有不慎便会亡国的国际局势下，刘禅若真是个昏君，蜀国也不会撑如此之久。如果仔细还原历史中真实的刘禅，结合刘禅在摄政太子和掌权时期的一些列安排和决策，便会发现刘禅并非我们习惯上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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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因病在五丈原去世得过于突然，他本人也绝没有料到会走得如此突然。否则，依他谨慎周密的做事风格，绝不会把数万将士置于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而他作为主帅撒手人寰。

后主得知丞相病重，立即委派尚书仆射（尚书令的副职）李福代表朝廷前去探慰。诸葛亮这时候还算清醒，他说：“我知道后主派你来的意图，在我百年之后，可以让蒋琬接替我的位置，蒋琬之后可让费祎接手。 ”

李福追问费祎之后怎么办，《资治通鉴》用了三个字：“亮不答。 ”

可见面对诸葛亮的将去，刘禅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相父亲情，而是蜀国马上面对的后事安排和人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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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职务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他长期留守成都，代表丞相处理一应政务，同时负责兵员征动和军需物资的后方保障。在他的周密统筹调度之下，蜀军北伐期间，后方总是能够源源不断把兵员、物资送达前线，因此深得丞相器重。但是蒋琬当时的职务只是“留府长史、抚军将军” ，品秩还相对较低，资历、经验、声望等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够成熟，临危受命得有些为时过早。

后主基本尊重了诸葛亮生前安排，把施政权力交给蒋琬，并明确费祎作为后备人选。但他同时决定不再设置丞相职务，事实上取消了“外朝”的行政班子，而改以“内朝”官员大将军、尚书令等统领军政事务。

后主对于蒋琬的职务任命也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蒋琬当时的品秩相对较低，他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的品秩不高，但是作为尚书台的一把手，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位置很重也很关键。这等于是后主先把政务大权交给蒋琬。

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主加封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 ，赋予他有限的军权，同时兼任益州刺史。到第二年4月份，在诸葛亮去世8个月后，后主正式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基本上相当于蜀汉政权的三军统帅兼首席行政官。蒋琬至此位极人臣，登上蜀臣权力的最高峰。而蒋琬此前担任的尚书令则由后军师费祎接替，基本上明确了费祎作为蜀汉政权未来施政接班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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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表现成熟沉稳，各项举措扎实稳健。应该说在蜀汉政权的擎天巨柱轰然坍塌之后，年轻的后主经受住了考验，切实稳定住了局面。从他对蒋琬、费祎和军方将领吴懿（车骑将军、汉中都督）、邓芝（前将军）、向朗（左将军）、辅匡（右将军）、吴班（后将军）等文武重臣的任命上看，后主在政权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与汉献帝刘协和曹魏后期的几个小皇帝不一样，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傀儡，而这种临危不乱的素质并不是一般君主能够轻易具备的。

要知道在三国乱世，皇帝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任命官员，是衡量其有没有政治权威和实际权力的核心标志。所有的权力资源无不是通过人事任命完成布局。

从汉末到魏晋，前后延绵近三个世纪，期间只有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晋武帝司马炎和蜀汉刘备父子、东吴孙权等等少数几位皇帝真正掌握实际权力，其他皇帝无不是被操纵在权臣手里，杀伐决断都是由权臣说了算，皇帝不听话也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甚至弑杀，更无从谈起对于要员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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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人把蜀汉后主刘禅理解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符合三国时代的政治逻辑。

其实在三国时期，蜀汉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三国志》写得很清楚，即使在诸葛亮时代，后主在蜀汉朝堂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对于后主的决定，即使是诸葛亮也能够予以绝对尊重。

包括在诸葛亮去世后，前线蜀军一度发生了内讧。但由于后主具有相应的权威感召，军中混乱始终被控制在有限的较低范围。两支分裂的蜀军不是六神无主、四散而溃，而是争先恐后地朝着大后方撤离，而且在撤军途中轮番上书后主，指责对方反叛。这表明后主对于军方争端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裁决权。正是因为这样，魏延的先锋将士得知错在魏延后一哄而散，最后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魏延后被马岱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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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刘禅给后人留下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形象，除了演义小说的歪曲丑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人对蜀汉政权架构的误解。

蜀汉的权力架构在很大程度了沿袭了西汉前期。即使在先主时代，刘备本人也只负责重大决策、掌握军权并统军进行军事拓展，其他政务工作则完全由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全面负责打理。《三国志》没有直接交代诸葛亮的实际权责，但是按照《三国志》里的有关记载，位于丞相之下的蜀汉尚书令，其实际权力就非常之大，甚至大到连皇帝都要让他几分。

这样看来，后主即位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这一局面符合蜀汉方面的政权法统和政治逻辑，而无关乎后主本人的智商才情和施政能力，更不像后人理解的那样，诸葛亮的权力受命于先主，后主既改变不了，也无力驾驶当时的政治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诸葛亮身后的几位施政者都是由后主本人一手提拔、独自任命，按理说局面应该会有所改观。

而实际情况是在蒋琬、费祎施政期间，后主在处理“庆赏刑威”等诸多事务时仍然不远千里地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推行实施，《三国志》对此记载是：“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 ”其实际情形，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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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三国志》里关于蒋琬、费祎、姜维和马忠等人的记载，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后主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凡事甩手不管，可是每逢重大事务，他的影子却几乎随处可见。对于后主作出的决定，从蒋琬、费祎到姜维，都能予以绝对尊重。

对于后主刘禅在蜀汉覆灭后的那句后来成为千古笑柄的名言：“此处乐，不思蜀” ，多数人从后主所承载的政权理想和历史使命上分析，认为他厚颜无耻、没心没肺，但是只有把蜀汉中后期的政治生态、舆论环境和演变逻辑理解透彻才会发现，刘禅当时不过是发自肺腑地在晋武帝面前为了明哲保身，说了一句大实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