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盈满还是另有隐情，谁是造成北魏重臣崔浩之死的主谋者？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公元450年），北魏重臣崔浩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杀，而崔浩一事牵连清河崔氏同族无论亲疏和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大族全部被诛灭。单纯从史书中看，此事只因崔浩修撰国史时详细而又真实地记录北魏政权的黑历史而不加以挑选史料对北魏政权的历史进行美化，导致太武帝拓跋焘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诛杀崔浩，并且牵连与其来往宗族和秘书郎吏以下的史官，而这件事被称为国史之狱。

那么崔浩作为一个饱读诗书又历经三朝的老臣，在太宗和世祖时期深得器重，并且参与并制定了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军国之计，为何犯了如此低级错误。崔浩虽称不上功高盖主但也算得上国士无双，难道只因修撰国史拓跋焘就痛下杀手？那崔浩及其宗族诛灭后谁又成为这件事的利益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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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高允？

崔浩，清河郡人，白马公崔玄伯的长子，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群书，同时代的人没有人能赶上他。在太祖拓跋珪时期，由于拓跋珪晚年性情大变，朝中大臣没有人愿意陪伴太祖左右，只有崔浩恭谨勤勉地日夜侍奉太祖，获得拓跋珪的赞赏。

在太宗和世祖时期，崔浩更是将自己战略制定的天赋发挥到极致，多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解除了来自于北凉等北方政权的威胁。尤其世祖拓跋焘对崔浩尊宠有加，曾说道：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近规谏，匡予弻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另外世祖拓跋焘又下令告知各位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直至崔浩因修撰国史一事，世祖未曾表露出对崔浩的不满，另外世祖临死前曾说崔浩之死实在可惜。对于崔浩之死的成因，陈寅恪先生从胡汉之争的角度出发,首先指出杀浩者,必鲜卑部落酋长,无疑也。而在其学生万绳南先生整理的《北魏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一文中,将这一问题具体化,指出崔浩“整齐人伦”措施实际上是要用汉人世家大族的儒学标准作为选官的主要方式,而这一方针使得他与鲜卑武人的要求相去甚远,导致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与鲜卑贵族产生冲突，而崔浩及其宗族则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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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

然而有一个人看似与崔浩之死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他也是国史之狱的受害者，他就是高允。高允年轻时便以聪明俊秀而为人广知，崔浩的父亲崔玄伯称赞道，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

虽然崔玄伯对其加以赞赏，事实上崔氏并未在高允的仕途一事上加以提携，更可发现崔浩非但未曾对高允的仕途加以提携，反而更两度妨碍渤海高氏的仕进之途。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其亲戚，言于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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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

之后世祖命令崔浩修撰《国书》，修撰人员名单中却出现高允的名字，而崔浩也正是修撰国史一事被世祖诛杀，不由得让人怀疑高允与崔浩之死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在崔浩在修撰国史时主要负责增减史事、褒贬评论、处理史实间的分歧和文字修饰工作，而高允只是协助崔浩修撰国史。国史之狱后，高允在拓跋晃的保护下也未受到牵连。闵湛和郄标？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国书》修撰完毕，著作令史闵湛和郄标向来对崔浩阿谀奉承，建议崔浩将自己修撰《国书》镌刻在石头之上，以彰显崔浩所撰的《五经》注精深微妙之处，以供后世之人学习模仿，同时也可宣扬崔浩敢于秉笔直书、尊重史实的修史理念。崔浩对此事表示赞同，上报朝廷后当时以太子身份监国的拓跋晃也同意此事。然而事发后崔浩被收押，拓跋晃却派遣东宫侍郎吴延征召高允，让高允留宿太子宫中，自己充当高允的保护伞。而且在世祖因此事而责问高允之前，拓跋晃对高允说道，如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

此话一出，简单来说就是拓跋晃是向高允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要慌张，一切听我的，可保你性命周全。后来世祖、拓跋晃和高允三人之间的对话也完全印证了拓跋晃的设想。对于崔浩拓跋晃并没有施以仁慈之心，反而言语里表达着要将崔浩其置于死地的态度，他告诉世祖拓跋焘，在修撰《国书》的过程中，高允只是一个品阶不高的小官，是受到心怀不轨的人蛊惑，这个心怀不轨之人正是监秘书事崔浩。拓跋晃？

无独有偶，在崔浩组织修撰《国书》期间，也正是处于拓跋晃以太子的身份代替世祖监管国事，统领百官，崔浩作为辅政大臣当中的一员协助太子处理国家政事。事实上在拓跋晃监国期间，崔浩与太子之间并不是风平浪静，反而暗流涌动，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如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每人都当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先征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职的人选，在职已久，勤劳政事未见酬答。现今可先补之前先征召的人为郡县守令，以新召的人代为郎吏。而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派那些有经验的人。 ”然而崔浩坚决不让步，固执地派遣那些新征召的人担任郡守。高允听说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要遭殃，与太子争个高低，这哪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句话也预测了崔浩的结果，此时拓跋晃早已看崔浩不顺眼，需要一个契机整治崔浩。

而修撰《国书》一事，在拓跋晃眼中恐怕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世祖命令崔浩组织修撰国史时提出了要求，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修撰《国书》过程中，崔浩严格执行世祖对修撰史书所提出的“要求” ，认认真真地完成了世祖所交代的任务。为此崔浩修撰《国书》所收录的内容涉及大量有损北魏政权以及鲜卑族的颜面的史实。作为太子的拓跋晃极有可能知道《国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但是对此“不闻不问” 。而他是在等一个机会，很快这个机会就来。崔浩被小人所鼓动，意图把所撰《国书》镌刻石头之上，以供过往路人阅读。此事坏就在坏崔浩为彰显了自己修撰史书的水平，而将北魏政权放在火架子上烤。对于想要整治崔浩的拓跋晃，这就是天赐良机。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崔浩要将《国书》镌刻为石头之上的建议供路人阅读。但是镌刻石头之上的《国书》多记录了鲜卑族的丑事，被过往的路人所讨论，对北魏政权造成不良影响，这件事很快被世祖拓跋焘知晓后勃然大怒，要求严查崔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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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晃

拓跋晃之所以对崔浩痛下杀手，除了两人在军国大计制定方面有分歧之外，造成两人之间最大的裂痕，则与当时的佛道之争有关。太子拓跋晃和高允皆笃信佛教，而崔浩为天师道世家，更是太武灭佛的主导者。拓跋晃与崔浩之间矛盾背后的佛道之争在处置凉州高僧玄高一事中暴露无疑。时魏虏拓跋焘僣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法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 “空罹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 “汝何故信谗言? 枉疑太子! ”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 “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 ”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

杜超将玄高请至平城，可知其本人亦崇信佛教，高允的出仕本缘于杜超的辟举，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而高允与杜超都参与了平定凉州之役，笃信佛教的高允当然也和玄高非常熟悉，由高允和杜超两人牵线，太子拓跋晃因此与玄高相识。此事之后世祖命太子监国，但崔浩对太子监国一事颇为不满，为此伺机挑拨。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云: “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若不诛除，必为巨害。 ”焘遂勃然大怒，即敕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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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

可见玄高事件背后的关键点在于崔浩与拓跋晃之间的权力斗争。此回合固然是崔浩占了上风，并借此推动了灭佛之议。但其与拓跋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为后来的国史之狱埋下了伏笔。拓跋晃利用国史之狱成功地消灭了他的老对手崔浩，将崔浩彻彻底底地摁死在了地上。结语

后世史家看待崔浩因国史之狱而丢掉性命皆表示惋惜，有的人甚至发出了“为什么他这样的人要遭受这么残酷的结局，真是太可悲了”的声音。是谁造成崔浩之死？太子拓跋晃是主谋，然而世祖拓跋焘、高允、闵湛和郄标等人也都参与进来了，当然也得包括崔浩本人，如果他不与太子拓跋晃一争高低，如果他没有为了所谓的虚荣心标榜自己，如果他信佛教......可能不会死。

参考资料：《魏书》；《崔浩与寇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