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国运第一战

1898年9月，正值戊戌变法期间，不久前刚辞职的伊藤博文访华，顺路去拜访他一向钦佩的老对手李鸿章。

马关议和的双方代表再度相见，伊藤博文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不忘讽刺李鸿章前两年出使欧洲时推行的“联俄制日”政策。

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则有着复杂的情绪，毕竟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给他留下奇耻大辱，李鸿章甚至发誓终身不履日地。

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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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三年后，李鸿章在代表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病重去世。又过了八年，伊藤博文在出国访问时遇刺身亡。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位是主持洋务运动的晚清中兴名臣，一位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首任首相，两人相识二十年，在外交生涯中几度交手，各自国家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随着大清王朝日薄西山，日本帝国强势崛起，同样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迎来了迥然不同的结局。

一说到晚清洋务派，很多人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一连串熟悉的名字，比如中央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室宗亲，以及地方上以曾、左、李、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尤其是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几乎是独一档的存在，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记录，头衔比《权力的游戏》中的龙妈还长。

晚清规模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晚清海军中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还有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等等都出自李鸿章之手。

起初，中国没有自己的航运业，只能任由外国轮船嚣张跋扈。

1872年，李鸿章一道奏折上去，就打造了近代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分局遍布中国、东南亚。

在中国水域上，首次出现挂着招商局旗帜的中国商船与外国船只并驾齐驱。招商局这个招牌至今仍在，还是世界企业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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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旧址。

李鸿章为洋务运动兢兢业业，堪称劳模。

可是，洋务派接过当年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却仍无法挽救大清。

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已经提醒过他，西方之所以富强绝不是因为船坚炮利，而是因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提出“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

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必须抛弃“中国中心主义” ，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但是，李鸿章并未发现洋务运动的问题所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忽略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只是一味造枪炮、办实业，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民族工商企业，采用“官督商办”的体制，最初适合其发展，可到后期， “官”对“商”形成桎梏，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前夕，大清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只有425公里，而日本铁路的总里程是中国的8倍；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载重共计16万吨，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依旧只有一个轮船招商局，总吨位不及日本的1/6 。

即便如此，清政府仍然不允许近代企业制在中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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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衙门议事的清朝官员。

再如清政府唯一的涉外机构总理衙门，名义上以办理对外通商和交涉为业务，实际上处处得看慈禧和洋人的脸色行事。

英国公使威妥玛回忆道，他每次到访，话一说完，各个官员面面相觑，半天说不上话。如果这时有上级领导说句话，其他人必定群起响应，甭管他说的是啥。

威妥玛说，有一次他到总理衙门办事，半天没人打理，只好说一句，今天天气甚好。

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先是一愣，之后终于有个人冒出头来说一句，今天天气果然好。接着大家纷纷敷衍了事，说一句天气真好。

总理衙门上下，死气沉沉，办事拖沓。

后来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在总理衙门工作。有一次，他在公文堆里发现了一封俄国沙皇寄给光绪的电报。

如此重要的文件，已经搁在那儿两天，如果不是有人发现，再放几天可能就失联了。

唯有李鸿章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时，洋人对他比较尊重，也只有和李鸿章谈事，才能办成事。

早在率领淮军与太平军交战时，李鸿章就与洋人打过交道，颇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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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向来不对洋人卑躬屈膝，可偏偏是他代表清政府签的条约最多，哪怕后来年纪大，半退休了，慈禧还得把他请出来，李鸿章心里苦啊。

总理衙门还在跟洋人客客气气、吃吃喝喝时，隔壁日本已经在跟人家动刀动枪了。

1853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将舰队开到了江户湾内，以武力相威胁要求通商，敲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

佩里的舰队由黑色的近代铁甲军舰组成，日本人从没见过，不知何方神圣，就将其叫做“黑船” ，这就是“黑船来航”事件。

黑船事件后，德川幕府认怂，开放通商口岸，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规定开放两处港口，美国在日本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之后，幕府又在其他条约中认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清政府一样受外国人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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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事件。

《神奈川条约》本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因黑船来航成为明治维新的导火索，被日本史学界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在后世的很多记载中，日本人常为黑船事件表示感谢，而不是视为国耻。

黑船停靠的港口，现在已被命名为佩里公园，上面的纪念碑写着“日美两国在神奈川缔结了友好条约” 。这么一想，日本粉丝追星时说一句“你是我的神奈川条约”应该不会被骂。

不过，当时日本国内的维新志士可不这么认为。

1858年后，以攘夷排外为目的的武士对活动于条约港口的外国人进行了多次武装斗争。后来，维新志士们干脆连原本用了将近七百年那套幕府将军制都不要了，一切推倒重来。

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倒幕派以“尊崇”天皇为旗号，推翻德川幕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

革命，总是伴随着流血与牺牲。

1859年，幕府的白色恐怖蔓延到长州藩（今日本山口县）。曾在松下村塾传播维新思想，提出“开国攘夷”主张的先进思想家吉田松阴，被装进囚笼押送到江户处以死刑。

在狱中，吉田松阴留下一句悲壮的遗言， “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 ，之后英勇就义。

此前，在松下村塾简陋的房舍中，吉田松阴和门生挑灯苦读，共议国事。在松下村塾学习过的80名学生中，就包括木户孝允（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激进的维新志士。

吉田松阴遇害时，伊藤博文只有18岁，正在长崎学习英语，计划出国留学。

正值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伊藤博文果断投身其中，追随倒幕运动的中心人物木户孝允，担任其随从，加入倒幕的队伍中。

后来，他随木户孝允到江户，第一件事就是借钱埋葬其革命导师吉田松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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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幕时期的伊藤博文。

在吉田松阴之后，越来越多的维新志士为建设新政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吉田松阴的另一个弟子，高杉晋作在倒幕运动中效仿欧洲军队，组建了日本第一支近代新式军队“奇兵队” ，屡立奇功，最后因长期劳累患上肺结核，咳血不止，于1867年明治政府建立前夕去世。

同年，往返于各藩志士之间，一手促成萨摩、长州两藩倒幕同盟和德川幕府“大政奉还”的坂本龙马，也惨遭幕府的刺客暗杀。

在倒幕运动中，伊藤博文亲眼见证无数生命逝去，无论是敌人，还是同志。

而大清要到三十多年后，才等来谭嗣同说出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1868年，在长达数年的内战后，明治政府建立。 16岁的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安排下，率领文武百官宣读由维新志士起草的《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五条誓文》是明治政府改革的基本纲领，也宣告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本质区别，这是一场彻底改变日本面貌的大变革。

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加快学习西方的步伐。

1871年，由岩仓具视担任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担任副使的日本使团开始历时一年十个月的环球访问，考察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

船队从横滨缓缓驶出，海面上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充满着未知，恰似日本的命运。

在亲眼见识欧美各国的先进文明后，日本使团顿时视野开阔，在思想上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木户孝允在游历各国时，第一印象就是中、日等东亚国家的制度落伍了。

他认为“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赶超东洋” ，应该将“开明之风”移至日本。

为了推动日本迅速发展，木户孝允呼吁：“破百年之陋习，驰封建专制拘束之政，兴郡县自由” ，逐步给人民以参政权，号召全国发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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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部分代表。

伊藤博文在访问德国期间成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忠实粉丝，积极学习普鲁士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体制，为日后建立“以普鲁士为第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做了大量调查。

伊藤博文年轻时不留胡须，在访问德国后，他才学着俾斯麦的样子开始蓄须，有几分模仿偶像的意思。

第二年九月，正值秋风白云时节，岩仓使团结束环球一圈的访问归国，为日本带回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宝贵经验，在明治政府中引起轰动。

在维新官员的悉心教育下，明治天皇不仅支持政治改革，还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西方生活方式，吃西餐，穿西装。他在位45年，出外巡视多达96次，足迹几乎遍布日本，也将明治维新的风气带到了各地。

明治天皇得知日本人身材矮小，是因为营养跟不上，于是率先喝牛奶，吃牛肉，鼓励民众纷纷效仿。

东京市民听说天皇大碗喝奶，大块吃肉，一时间吃肉之风大盛。东京的牛肉火锅店生意红火，有的人为追求时尚，特意到饭店吃牛肉，搭配啤酒，喊几句生硬的英语，如今反映明治维新的日剧中也常有类似情节。

据统计，明治初年，东京平均每天宰牛一头，到都明治五年，每日宰牛已增至20头，如果平均每人吃半斤，可供应5000人，吃饱了饭，自然就有力气干活。

相比之下，慈禧太后可能更关心她的生日party能不能办得隆重一些。

一千多年前，圣德太子以一封开头写着“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 ，带有几分迷之自信的国书向彼岸的隋朝致意，派出使者向古老的东方帝国虚心学习。

当日本加速近代化的进程，昔日的帝国仍然沉睡在迷梦中。

1876年，郭嵩焘走马上任，启程赴英，出任驻英公使，成为打开中国外交的第一人。

洋务运动办得风生水起，中国国门也已经打开30年。郭嵩焘出国，本可为国内洋务事业汲取经验，而他本人能力出众，也是晚清最称职的驻外使节之一，为清朝挽回了不少利益，深得英法等国信任。

可郭嵩焘一出国，他家乡湖南立马炸开了锅，三湘士子纷纷斥责他是汉奸，大肆宣扬其“卖国”的恶行。

郭嵩焘记录西行见闻的《使西纪程》传回国内，更被保守势力视为其当汉奸的证据，借此上书攻击，这本书还未出版就遭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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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当国内的“愤青”对他肆意辱骂时，远在英国的郭嵩焘发现， 1877年，日本已向英国派遣留学生200余人，其中包括不少政府要员，包括后来出任大藏大臣（财政部长）的井上馨。

有一次，郭嵩焘应日本驻英公使的邀请前往小酌，与井上馨不期而遇，二人经过一席长谈，只觉相见恨晚。

通过交谈，郭嵩焘得知，井上馨等日本官员正在伦敦进修，平时学习的都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读书人却还在读儒家经典，写八股文，郭嵩焘不禁感慨：“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

与此同时，三湘士子还把郭嵩焘出使外国当作“事鬼”（侍奉洋鬼子），声称羞与此人为伍，并写了一副对联对其进行诋毁：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朝野上下，只有李鸿章为郭嵩焘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字）为最。 ”

郭嵩焘回国后，赋闲在家，继续面对保守势力对他的冷嘲热讽，最后郁郁而终。

与郭嵩焘一样，为洋务奔走而备受歧视的，还有翻译家严复。

严复作为首批船政生徒赴英法留学，归国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后来一直当到学堂总办，官拜四品。可在世人眼里，严复没有科名，官再大也是个大兵。

严复有个族叔，考中过举人，经常戳严复的痛处，让他在同乡面前抬不起头来。

严复未能免俗，只好花钱捐个监生，后来也尝试考了几次科举考试，参加了福建乡试和顺天乡试，可惜都没有结果。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即便是精通西学的严复，也不得不为科举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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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是郭嵩焘和严复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就连力挺郭嵩焘和严复的李鸿章，也未能及时醒悟。

1876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到北京赴任，途径天津，特意拜访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当时明治政府的官员眼中，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一向有着高人气。

李鸿章得知日本近年来也在推行改革，就在接见森有礼时特意询问其关于中西文化的看法。

不曾想，森有礼一点面子都不给，说：“我们觉得西方的学问十分有用，可是贵国的学问只有三分有用，其他七分实在太陈旧了，没什么用途。 ”

李鸿章听完，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气愤。

李鸿章不知道，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只有18年。

经过明治政府“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

一向鼓吹侵华的福泽谕吉甚至在《脱亚论》中直言：

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深受这些激进思想影响的明治天皇，再次站出来，这次不是吃牛肉，而是为战争加油打气。

当日本政党因军备开支超过财政承担能力而受到民众质疑时，明治天皇下诏：“国家军备之事，苟延缓一日，或将遗恨百年。 ”

明治政府表示，今后每年节省三十万日元的宫廷费用，再加上文武官员的月薪十分之一，全部用于军备，用来造舰、买舰，购置枪炮。

甲午战争前的十年间，日本加速扩军备战，总兵力发展到23万，同时引进英国海军制度，训练舰队，打造了大小舰艇55艘。

与此同时，清朝也打造了四支颇具规模的舰队，号称亚洲海军第一大国。其中，北洋水师成军时，单单是7艘新式军舰的总吨位就已达2万多吨，而当时日本拿得出手的只有5艘铁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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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官兵。

有学者发现，在1890年之后，北洋水师得到的拨款并不比之前少，却再未购入军舰，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的费用外，还有大量军费损失源自北洋水师内部的腐败。

北洋水师的后备兵，最初的名额为250人，到后来膨胀到几千人，可他们从未参与训练，甚至连军舰都没见过，纯粹是进去混日子，吃空饷。北洋水师中，甚至还有人借军舰之便参与走私。

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围绕朝鲜展开激烈的角逐。

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将势力伸入朝鲜半岛，正式和清朝扳手腕，而清政府也为留住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而尽力和日本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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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对朝鲜展开争夺。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针对朝鲜争端在天津会谈，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晤。

当时，李鸿章筹办洋务已经二十多年，取得一系列成果。不久前，冯子材还在镇南关用新式后膛枪炮武装打跑了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下台。

有些人认为，大清国力正盛，可谓“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 。

因此，李鸿章在和日本谈判时还有几分傲气，声称若“因此决裂我惟有预备打仗耳” 。经过谈判，双方各退一步，将中日战争推迟了九年。

然而，伊藤博文并没有被李鸿章的威胁所震慑，一向了解清朝的他，早已看出洋务运动是虚张声势。他回国后，轻蔑地说：

（清朝）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 ”又睡觉“矣！

李鸿章应该想不到，自己再次见到伊藤博文时场面会是何等狼狈。

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只能以一个纳款求和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和伊藤博文谈判，换来《马关条约》的屈辱。

在谈判期间，双方谈及台湾问题，伊藤博文提出苛刻的要求，要清朝一个月内交割。

李鸿章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冷冷道，尚未下咽，饥甚。

这是明治维新的胜利，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

一场脱离政治的改革，终究无法成为清王朝的救命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