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权来看曹魏侍中的重要性

曹魏时期的侍中，入主权力中枢，是隋唐门下省长官侍中权重之始。公元196年，曹操：“奉迎天子都许。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三国志》”

荀彧以侍中守尚书令的职位，既要接近汉献帝，完成曹操控制汉室的使命，又为曹操谋划军国大事，处理日常事务，使曹操征战时而无后顾之忧。荀彧以个人突出的才能使得侍中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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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

在诸侯混战的格局下，作为君主的谋士，侍中离君王很近，为其出谋划策，逐渐成为曹魏官制中必须保留并加强重要性的职位。比如，有一次孙权上书称臣，劝进曹操。侍中陈群就上奏说：“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商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所以，在汉魏交替之际，侍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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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

魏国刚建立时：“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王璨、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三国志》”

侍中是魏国初建时的显要官职，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关键环节。曹魏一朝，尚书令为首的尚书台逐渐外朝化，侍中、中书监、令一道却逐渐成为中枢决策的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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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辅佐君王决策

古代君主在对军国大事采取行动前有一个决策流程，尽管决策结果最后由君王拍板，但交流信息、出谋划策必须有个过程，这就是封建君王的决策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君王经常会选择一些既能参与机要，又没有直接的军政实权，并为其谋划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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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侍中始终扮演着为君王谋划的角色。曹丕代汉后：“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乎？今者渡江……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三国志》”

当曹丕对局势犹豫不决时，侍中董昭进言为之分析时局，帮他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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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

侍中的辅佐带有积极主动性，一是因为侍中常常陪伴君主，与之关系良好；二是因为侍中的本职工作中就有当面提建议的责任。因此，曹魏君臣讨论百官职责与权限时，杜恕上奏称：

“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

如果说辅助君主决策还仅为侍中权力行使的被动行为，那参与政务就是其积极主动的一面，这种职能建构从曹魏立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主要指侍中除了接受君主的询问外，还要主动参与朝廷政务，主动对君主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侍中不但有上疏权，还有奏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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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治中的奏议指部分官吏有资格主动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历史记载，曹丕称帝前夕，百官纷纷上疏劝进，在这中间，侍中辛毗、刘廙、刘晔等都是通过奏议上达天听。曹魏的百官，拥有奏议权的不多，而拥有奏议权的侍中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和依靠力量。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汉晋春秋》”

由此可见，侍中已经成了君王危难之际所能仰仗的最后一支力量。制定规章制度

《三国志》记载：“魏国既建，拜侍中。博闻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

从汉朝末年，到魏国建立，维系封建王朝的礼仪规章制度遭到战争的破坏。同时，曹家从过去名义上的汉臣到自己封王建国，礼仪规章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与建设。既能参与机要事务，又属于君王心腹重臣的侍中，理所当然地肩负起重建封建礼仪制度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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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

当时，汉献帝在名义上虽是天子，但实际上只是魏王手里的玩偶。魏王在形式上还是要对汉献帝行君臣之礼，而朝廷百官既要对汉献帝行“走过场式”的君臣之礼，又要对魏王行实际上的君臣之礼。

侍中完成了在复杂条件下各种社会礼仪制度的重建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知道作用，曹丕才顺利地完成代汉程序。侍中王粲、卫凯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曹魏的礼仪制度得以确立并走上正轨。

曹魏代汉之后，侍中有承担起适应形势需求不断地修订、完善、捍卫制度的责任。侍中会经常与君主一起讨论历朝历代制度的优劣，进而议论曹魏的礼仪制度，并加以损益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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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臣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侍中也有权提出批评建议。曹芳当皇帝时，王璩担任侍中：“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实要，世共传之。 ”

对于曹爽这种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侍中也敢于讥讽，足见朝廷赋予侍中针砭违法行为、维护旧有制度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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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出纳君王命令

除了中书监、令等专任官职外，曹魏侍中也担负着出纳君王命令的职责。曹髦当皇帝时， “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 。众多侍中被授权，代表皇帝到地方查看风俗民情，监督郡县官吏，成为皇帝的钦差大臣。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家已经是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人，侍中出纳皇帝命令的的权限依旧， “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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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

侍中离皇帝近，占据中枢，因君权随意性的特点，决定了皇帝在行使君权时，往往难以完全遵循既有的制度。按照惯例，皇帝指挥身边的亲信行使不在职责范围内的权利，因此经常会让侍中享有出纳王令之权，显示出侍中职位的重要性。侍中加官职增多

曹魏官吏中以侍中家官者有65人之多。曹魏时期，正值三国鼎立的对抗阶段，皇帝经常亲临战场，或在朝廷之处理军国大事，这就需要身边有众多的亲信大臣陪同，并为之出谋划策。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曹魏实行了东汉以来的官职设置惯例，重要的文臣武将加官侍中，即可陪伴皇帝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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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曹魏官制中大量出现以侍中为加官制。中书令、监的权力很大，掌握机要，但任然需要加侍中，才能常伴皇帝左右。如曹芳时的侍中中书令孙资、侍中中书监刘放，两人经常出纳王命，是曹魏时著名的大臣。如果不加侍中就不能常伴皇帝左右，或者即便见到皇帝，其权力也受限。

因此，曹魏的许多重臣，尽管权倾朝野，仍要加官侍中。如曹睿临终前曾拜曹爽大将军、假节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可谓独掌朝纲，但曹芳继位后，仍要“加爽侍中” ，从此便可以常伴帝王，出入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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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芳

曹魏时，尚书省已经发展为独立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官员想常伴皇帝身边，也需要加官侍中，形成了曹魏所独有的侍中尚书仆射、侍中尚书令等官职。此外，还有侍中尚书中领军、侍中廷尉等。以大量侍中加官，是特殊背景下曹魏官制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参考文献：《三国志》《三国制度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