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域竞争中的温和秩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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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

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

我在《说儒》中说：“在秦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先秦’ ，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一个联邦文明体，而不是一个大帝国，何以言之?各个‘诸侯国’万邦林立，天子只是一种文明体意义上的‘天子’ ，却没有到达统一国家之国王的程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一种理想。各个诸侯之邦国自行其政，这就是常态。 ”

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所讲的秦以前的“国” ，原名为邦。之所以改名为国，可断言是避刘邦之讳，所以清华简的战国文献有“邦家之道”之说，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国家之道” 。再细一些说，邦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周天子实质分封的邦，即真正意义上的“建邦” ，另一种是周天子承认的邦。

应该说，在周代，各邦与周天子关系，无法对应今天的任何机制，既非中央集权，也非联邦或邦联，而应是某种联邦和邦联之间的状态，所以，我把周以前的状态，统称为“联邦时代” 。在联邦时代，各邦并不能像今天的主权国家一样各自为政，但也并非地方政府。

北京大学张海先生的论文《“邦”“国”之别——兼谈两周铜器铭文所示西周王朝之国家结构》一文，有效地引用出土文献尤其是西周铭文论证了“有邦无国”(并不是没有国，而是先秦时代国的含义不是“国家” ，邦才是国)的历史事实。但是，他强调“邦”政治地理单元。承认周天子的邦相当于王朝的地方政区，可能还是稍显武断。就是说，从文献来看，各邦的自主性略强于地方政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周天子所管理的地区，也叫“邦” ，所以周天子和各邦是大邦和小邦的关系。

无论如何，秦以前的中心和地方关系，地方和地方关系，都在巨大嬗变过程中，不管怎么变，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就是，各邦之间，尤其是天子之外的各邦之间，存在着邦域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应该是有序的、和平的、服从一定规则和道义的竞争，还是无序的、战争的、无视规则和道义的竞争?

子禽向子贡问道：“孔子到了各邦，听闻各邦政事，是主动请求的，还是受到邀请的?”子贡回答说：“孔子温、良、恭、俭、让，所以获得尊重，孔子的请求，异于别人的请求。 ”

显然，温、良、恭、俭、让，不仅是孔子的为人之道，是孔子的符号，也是孔子关于邦政的建言。温、良、恭、俭、让，放在一起使用，往往让人产生这是一个词汇的印象。大体上可以说：温，就是温煦;良，就是良善;恭，就是恭敬;俭，就是俭省;让，就是礼让。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这组词汇，概括为“温和秩序主义” ，又或者是“温和秩序理念” 。

我曾提出“温和自由主义”“温和自由理念”的概念，对比起来， “温和自由主义”比“温和秩序主义”更在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权利和自由作为制度出发点，这当然是一种近代以来的观念，我们无法强求孔子像启蒙以来的思想者们一样去关注个体权利和自由，一来，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释迦牟尼等总体上都不持这样的见解;二来，在孔子时代，焦点问题的确不在个体权利和自由上;三来，庄子、杨朱等思想家显然注意到了个体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却难以持此主张与诸侯对话。

如果说温和自由主义或温和自由理念是从个体权利和自由出发，则温和秩序主义和温和秩序理念无疑从秩序出发。温、良、恭、俭、让，这一组词，无一不是在说在交往中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善待他人，如何在此种交往中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温和秩序主义与温和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巨大的交集，甚至于，只要有一个足够大的自由自治空间和良好的制度框架，则两种理念可以做到在很大程度上的融合。

从周天子的管治权出发，从周代精心构建的礼制系统出发，则各邦之间显然应该是有序相处的关系，而且周代显然试图做这样的驯化。但是，无论是基于经济振兴，还是中央或中心辐射不够发达，各邦之间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无序的、战争的、无视规则和道义的竞争，这也就是难以避免的霍布斯丛林。这种霍布斯丛林当然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真相之一，抢夺资源时从红脸到交手，从温情脉脉到瞬间变脸，往往属于常态。一方面，各邦也未必想如此，但不得不然，为避免被吃掉，就得去吃别的邦;另一方面，他们还会给自己的扩张找寻一些较好的说辞。

与温和对立的是暴戾，与良善对立的是恶意，与恭敬对立的是对立，与俭省对立的是奢靡，与礼让对立的是抢夺，孔子提出温、良、恭、俭、让这一组词汇，就是要劝说各邦去除暴戾、恶意、对立、奢靡、抢夺，这就是温和秩序主义的孔子式赤忱。

（董彦斌法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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