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我与中归联：从“冤家路窄”到逐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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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联”全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是日本一个民间团体，其成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关押在我国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原侵华日本战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大地上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一词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中归联”中的很多人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 。用“冤家路窄”来形容我与“中归联”的不期而遇也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邂逅，也使我个人最终改变了对日本人、对历史的看法。

与“中归联”的不期而遇

笔者的故乡是山东。八十年前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齐鲁大地是侵华日军疯狂实施“三光”政策的地区之一。母亲出生于1932年，幼年时代是在“逃难”中度过的，家里随时备有行囊，一旦有鬼子前来扫荡，全家可以即刻逃难。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在野地里度过，饥饿难耐时便以野草充饥。成年女性把灰涂在脸上以防日军辨认，同村的一名年轻女性便是被日本鬼子糟蹋后扔进井里活活淹死了，亲戚中也有多人惨遭日军杀害。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母亲一生中每每提到日本便面色凝重，喃喃地念叨一句“小日本鬼子太坏了！”

鲁西南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但尽管如此，日军也不曾放过。在那里，提起日本鬼子，几乎家家都有一笔血泪债，如若询问，至今仍会有不少人滔滔不绝地讲述“日本鬼子”的累累罪行。

四十多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当时还在山东农村上小学的我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报考大学时，原本选择了向往的英语专业，可由于当时国内日语人才缺乏，阴差阳错被调剂去学日语。虽然父母理解“服从国家需要” ，但多年来乡亲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要学日本鬼子的话” 。对他们来讲，学习日语像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没想到工作要面对的竟然是原日本战犯。

1989年大学毕业后，笔者就职于抚顺机械厂，距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大约一公里的距离。为期一年的一线车间实习结束时，恰逢抚顺机械厂与“中归联”成员若月金治经营的（株）若月工作所之间开始洽谈合作经营。契机是1989年11月， “中归联”关西支部部分成员邀请原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赵毓英（赵后调任于抚顺机械厂附属医院）等访问日本，赵在参观（株）若月工作所时，发现厂区的设备、产品跟抚顺机械厂的有太多的相似，于是提出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建议。

中日合营“抚顺星阳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星阳公司”）就这样成立了。名字中“星”即寓意五星，代表着中国，而“阳”则代表日本。关于在抚顺设立公司，若月金治多次做如下解释：

我是战犯，曾侵略过中国，我是有罪于中国人民的。我们是在中国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政策下才得以被释放回国的。当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受到了抚顺市政府、抚顺市人民的多方关照。为了表示感谢，我成立了抚顺星阳机械有限公司。

我们在抚顺投资绝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如果没有中国的宽大政策，我是绝不可能活到今天的。虽然我可以把钱投资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但我是“中归联”会员，所以我只选择抚顺，不考虑其他。

为了抚顺，我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这项事业不仅仅是我自己，我的子孙后代都要为维护永远的中日两国友好、不再重蹈我们的覆辙而不懈奋斗。

若月是这样说的，（株）若月工作所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仅在公司运营后的前四年里没有分红，而且还陆续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虽然之后由于改制而导致合作被迫终止，但合作期间为星阳公司培养的研修生们至今仍在各自领域里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

“中归联”的和平观

为了培养技术管理等人才，星阳公司自1993年起先后多次派遣研修生赴日学习。学习的内容大致包括质检、焊接、机械加工以及企业经营等多方面。笔者作为第一期研修生， 1993年6月去日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修学习。

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结束后回到公司，平时在车间跟师傅学技术，每周定期到附近的公民馆听讲座，节假日公司放假期间，若月会长经常带我们到日本各地参观学习以加深对日本社会的理解。 1993年11月，第一期研修生去了广岛的和平公园。在广岛，时任“中归联”广岛支部长的藤井秀夫接待了我们，两位70高龄的老人为我们年轻人做向导，着实有些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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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若月金治（中）和“中归联”广岛支部长藤井秀夫（右三）带领第一期研修生参观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

从广岛回程的新干线上，年逾古稀的若月会长滔滔不绝，印象中仅下面的几句话就重复好多遍：

我出生在战争时代，参加过侵略战争，经历了冷战，如今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深感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为了永久的中日友好，不再重蹈我们的覆辙，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为之不懈奋斗。我也不知自己能活多久，但我们这代人迟早会成为历史的。维护中日友好与和平的重任就落在你们年轻一代的肩上了。希望你们能够担起这份责任，多多拜托了。

然而，彼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若月会长的这番话，而是对同行那几位不懂日语的伙伴们可以无视会长的唠叨而在一旁观景聊天的羡慕不已，也为只有自己懂日语而只好听面前这位老者的唠唠叨叨感到无可奈何。

1991年5月， “中归联”成员阴地茂一组织的“阴地访华团”来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我和往常一样去协助做翻译。阴地茂一和原管教吴浩然等中方接待人员以及访华团的客人们齐聚一堂，推杯换盏，尽情歌唱，当晚还住在了原来的监房里。那天，我结识了热情、风趣的阴地茂一，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子。阴地夫人的感言“通过丈夫，我认识了中国”令我记忆犹新。

多年后我才知道，阴地茂一回国后在他的家乡以及日本国内其他地方进行了几十场的战争证言演讲。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他先后组织了八次“阴地访华团”来到中国参观旅行。 1991年5月的初次见面是首次访华，之后他每年都组团到中国来一次直到1998年。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原抚顺战犯管理所，阴地访华团每次都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来参观访问。

1993年，我们在若月工作所研修的时候，阴地茂一给我们寄过好多美味的水果。当时，我们曾打算到三重县当面感谢热情的阴地夫妇，但终因路途太远，交通不便而未能如愿。

这个愿望最终在二十余年后得以实现。 2016年夏天，我和一同从事“中归联”历史研究的日本学者石田隆至一起到太平洋岸的三重县探访阴地茂一故里。然而，见到的只有阴地夫人了。阴地茂一早已于1999年离世。这次对阴地茂一故地的探访，使我深深体会到当年阴地茂一从事“中归联”活动是多么不容易——二十年前的“中归联”活动中，经常能够看到阴地茂一的身影，殊不知彼时交通更是多么的不便。不仅如此，阴地茂一还多次去各地做战争证言演讲，召集当地的人来中国旅行参观，他的处境和辛苦付出是如今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阴地家为自营业者，企业经营与战争证言、和平活动之间的平衡之艰难，如今我们只能从阴地夫人对往事沉重的回忆中体会了。几十年如一日在幕后克服种重重困难，一直默默支持丈夫活动的阴地夫人内心之强大，更使我感动不已。

2016年，再见阴地夫人时她已94岁高龄。回顾过往，夫人反复念叨“此生能遇到丈夫这样的人实在是幸运”、“丈夫使我了解了中国”、“感谢中国”、“我们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要坚定地携起手来，坚持和平友好，共同守护我们的幸福” 。面对这位性格刚毅、对中国充满浓浓爱意的老人，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点头说“我会努力的” 。

“中归联”的感恩与谢罪

在“中归联”成员里，我最先结识的是山冈繁。那是1990年一个冬日里，山冈来抚顺机械厂考察。听说他在为支持抚顺经济发展多方奔波，抚顺市第一家日餐店“樱花饭店”就是他参与张罗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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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山冈繁考察抚顺机械厂（左三赵毓英、中间为山冈繁、右一周桂香、右二崔仁杰）

九十年代，在工作方面山冈繁曾给予我多方关帮助。但他总是称呼我为“周先生” ，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便问他“为什么称我为先生呢”？山冈严肃而郑重回答说，我们“中归联”曾受中国人民的多方关照和帮助，中国人都是我们“中归联”的“先生” ，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深刻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在抚顺机械厂工作的时候，我曾住职工宿舍，上文中提到的赵毓英前辈经常请我去她家里吃饭，因此也就有很多机会聆听到“中归联”的故事。赵经常念叨“中归联”广岛支部的开本德正每年都会给她寄来非常漂亮的挂历。后来听说开本德正每年都会寄送给保持联系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每人一本精美挂历。

1993年11月，开本德正从广岛专程来到位于姬路的（株）若月工作所看望星阳公司的研修生。在若月会长的办公室，他们给我们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照片，讲述了他们在管理所时期的故事。开本德正寄言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研修生能够成为未来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虽然我还不懂自己以后能做些什么，但是开本的那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之后的几年的年末，我也收到了开本德正寄来的精美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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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中归联广岛支部会员开本德正（右一）来兵库县若月工作所看望研修生，希望研修生认真学习技术，将来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为若月金治。

我参加过两次“中归联”的全国大会， 1992年4月的“第4次全国大会”和1996年5月的“中归联归国40周年纪念大会” 。前者是访问（株）若月工作所时参加的，第二次则是以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日文翻译参加的。

参加“中归联”全国大会，受到细致入微的招待自不必说，最令我感到于心不安的是会议结束在拍摄纪念照的时候， “中归联”的会员们大多都已是古稀以上的高龄老人了，他们执意坚持让中国客人坐在椅子上，而自己则在中国人周围或席地而坐或站立着，拍下了那张极具纪念意义的照片。

中国传统习惯称“长者为尊” ，拍照时理应请年长者坐着的，我习惯性把椅子让给了旁边的“中归联”成员请他坐下。然而那位老者却拒绝了，理由是：“中国人民都是我们‘中归联’的恩人，我们必须要以礼相待。 ”

我只好承蒙他的好意坐了下来。同时才意识到，在“中归联”眼里，我已不再是一名单纯的翻译，而是他们的“恩人”——中国人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了。那位“中归联”成员的话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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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 “中归联”归国40周年纪念大会

后“中归联”——“山阴中归联”

2002年4月“中归联”召开了“解散与继承”大会，但原“中归联山阴支部”并没有解散，他们以“山阴中归联”的组织形式重组，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原“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事业，并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对此，我非常吃惊。但仔细思量，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在“中归联”活动期间，我就曾多次看到“中归联山阴支部”的会报。当时曾经纳闷：“中归联”下属的支部有很多个，为什么只有“山阴支部”的会报如此之多，只是当时并没有深入思考。

另外，在发行的季刊《中归联》中，还特意补发了一张“第39师团编制订正表” ，对之前出版的内容进行了订正，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15年夏天，我和日本学者石田隆至一起走访了几位“山阴中归联”成员，见到了今田实夫、玉木文治、上田胜善、森脇政寿、三浦春夫等人。此外，还走访了难波靖直、藤原恒男等的遗属。这次日本海岸的长途旅行，使我深刻体会到了“山阴中归联”成员们倾尽后半生坚持从事“中归联”“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的艰辛，震撼之余更多的是被他们的后半生的执着所感动。

走访中印象最深的是与上田胜善的初次见面。彼时已经93岁高龄的上田是亲自开车来到约好的咖啡厅与我们见面的。眼前的耄耋老人发现我是中国人后，当即深深地鞠躬行礼，声泪俱下地为自己战争时代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谢罪，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宽大处理，他们才得以获释回国过上如今幸福的生活，而被他们杀害的中国人则再也不能像他们这样幸福生活了，对此深表遗憾和悔恨等等。面前90高龄的老人纵横的老泪、哽咽的声音和颤抖的身躯让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与上田胜善素不相识，老人如此声泪俱下的真切“谢罪”与“感恩” ，应该并不是向我“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中国人，即战争受害者的一个代表符号，上田老人应该是通过我在向我身后的“中国人”这一战争受害者“群体”表达他们作为加害者的“谢罪”与“感恩” 。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就“山阴中归联”成员难波靖直的认罪反省经历撰写了一篇论文——《从回报宽大到战争责任——以一名原士兵“永无止境的认罪”为例》，我从中仿佛看到了若月金治的身影。

“中归联”持续后半生的认罪与反省，应该是真诚的

首先，若月金治的去世使我对“中归联”的认知发生很大的转变。

1998年起，我因故在日本新潟县生活了三年。 1999年2月的一天，接到若月会长去世的消息，我前往姬路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看到棺内安详静卧的若月金治，简直不敢相信，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昔日与若月会长朝夕相处的一幕幕。那个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中时而像长者、时而又像朋友，谈笑风生的若月会长不在了。那个多年前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带我们一起去旅行、去购物的若月会长不在了，相处时曾经模糊淡化的一些印象、甚至会长往日的批评竟然瞬间也变得那么清晰和温馨……参加完若月金治的葬礼，我和山冈繁从姬路去大阪的路上一路同行却相对无言。

1999年6月的一天，彼时已79岁高龄的山冈繁从奈良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要去新潟，想顺便与周先生见个面” 。于是，我和家人便应约会见了山冈繁。得知山冈繁是去新潟县做战争证言演讲，他把在新潟做证言活动用的资料给了我一份。其中有《战争证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请慎重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中国的和平政策》《战犯管理所不为人知的内幕》等。资料中还讲述了他在1950年起为期六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生活。山冈繁认为抚顺那六年对他来说是“整个人生中最宝贵的时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六年，为我反思过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时间。在这六年里，我深刻地反思了过去的战争，醒悟到侵略行为的罪大恶极，彻底批判地分析了把自己驱入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并与之划清界限；从内心深处反省了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思想上也得到了‘从鬼到人’的转变” 。

《战争证言》上的日期是1998年9月14日，文中讲述了1937年3月少年山冈从日本旧制中学毕业后被部队征兵参加侵华战争的经过，还讲述了他当时的心境。时年18岁的山冈繁被征入伍后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战死，前途一片黑暗，对生活的无望产生的自暴自弃，以及他在情报系统参加侵略战争的经历，同时还讲述了扫荡、棉花抢夺战、制造无人区、强掳劳工等日军当年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残虐罪行的思想，以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思想转变等方面内容。

山冈繁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认为日本人在21世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对过去的历史拥有正确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只是草草地看了看这些文章，并没有想去了解更多关于战争与“中归联” 。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山冈繁于1994年5月12日写给大阪经济大学自治会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山冈繁1965年10月作为“中归联”首次访华团的成员访问南京时的事情。那年访问南京时，山冈繁作为一名反思过去战争的日本人，想了解“屠杀现场如今怎样了？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人的屠杀行为？”于是他询问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虽事过多年，但他仍然为被屠杀的人数之多感到吃惊。为了能够解开疑惑，他用一整天的时间乘车在南京城内外寻访，实地勘察大屠杀现场，并根据现场再次了解当年的情况。山冈繁基于此次实地调查撰文驳斥了日本政界发表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之前我只了解山冈繁为了支援抚顺的经济发展而奔波，他在日本做战争证言活动一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并且在日本居然也有听这种演讲的人，这令我感到有些吃惊。

2015年夏天，去岛根县走访的时候，在石田隆至的引荐下结识了“继承‘中归联’之牵牛花会”的负责人西村弘命。他们与“山阴中归联”共同编写了后者的回忆录《残留的风景——我们在湖北省犯下的罪行（抚顺战犯·第三十九师团将士的认罪）》，语言简练易懂。在已故“中归联”成员藤原恒男夫人藤原时子女士家走访时，院子里盛开着的紫色牵牛花，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和平故事。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牵牛花” ，却因原“中归联”又赋予了“宽恕之花”的美名。众多日本人士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深深打动了我。

我的反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工作中曾经受到许多“中归联”成员们的关照，闲暇之余古稀之年的老人们对人生的感悟也听了不少，但说实话，个人内心深处一直是复杂的，那就是——昔日的“日本鬼子”——如今的“中归联”——活动的真实性和诚恳性到底有多少，当年的日本鬼子那么坏，如今怎么可能这样“好”？判若两人，可信度究竟有多高？这是当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观望着。然而， “中归联”成员们并没有等我理解他们的心境就陆续离开人世，留给我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对于“中归联”原会长富永正三、成员三尾丰、金子安次等人的认罪历程，也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随着不断地了解，心底深处的震撼也随之加大，求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印象中富永正三步履缓慢，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拖着病痛的身躯艰难地坚持着；与三尾丰也见过几面，他的音容笑貌是那么的怪异和狰狞，因为只知道他当年是宪兵，特别特别坏，却不知三尾丰的认罪是如何感化带动了那么多的人，以至于他的离世甚至被认为是驾鹤去了抚顺的天空，那里也许是他灵魂的归宿。据说三尾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那场战争系统的末端之服从角色而原谅自己，他至死都没有原谅自己作为侵略战争执行者的身份。

作为后人，我们该如何认识“中归联”的认罪历程？又如何理解他们所主张的“关于战争罪行，执行者承担执行者的责任，命令者承担命令者的责任。作为执行者，要首先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金子安次又何以面对日本媒体人星徹坦陈自己中国关押时期撰写笔供时的心境和打算以及回国后对自身战争责任、对新中国政府的认识不断加深的呢？

“中归联”原战犯们来中国之前是怎样的背景，这些“日本鬼子”来中国之前真的是一般的平民吗？他们的确是持枪来到中国肆意烧杀抢劫、犯下累累罪行的，但想来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战场上战友死亡前发自人性内心深处的对“妈妈”的呼唤让他们撕心裂肺，枪林弹雨中的他们也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绝望，之后又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五年严寒中慢性饥饿状态下的重体力劳动，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

他们这些人前后至少是十余年背井离乡。待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后，理论上讲可谓终于可以享受来之不易的正常人生了，却又被冠以“中共归来的”、“赤色分子”等标签。 1956年回国时他们中大部分人三十多岁，正值“成家立业”之时。而十几年的日本社会经历空白使得他们中好多人短时间难以融入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社会，找工作、成家立业之难可想而知。据若月金治讲，（株）若月工作所的创立就历尽了诸多艰辛曲折，后来才知道“中归联”好多成员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可尽管如此，有些“中归联”成员仍坚持在日本社会以侵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做证言演讲，多种场合反复讲述诸如“刺杀训练”、“强掳劳工”、“细菌战”、“人体实验”、“强奸”、“掠夺”、“放火”等自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侵华日军的各种丑恶犯罪行径。个中的艰难与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也许只有当事者才知道。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思考使我逐渐意识到， “中归联”成员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的行为。他们对战争的认罪与反省不是说谎，他们执着追求的中日友好也不是故意在我等中国人面前做秀。应正确认识和接受他们对战争的反省和认罪的态度。

对过去的认罪与反省，意味着对以前自我的否定，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又何必自己为难自己且持续终生呢；“中归联”反思战争倡导和平的宗旨，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也只有真正的反省才能做到虔诚认罪。很遗憾，我没有及时觉悟，在众多“中归联”成员在世的时候，我没有理解他们。

近年，随着更多信息的掌握和工作的深入，也许还有年龄的关系吧，个人开始反思自己对“中归联”的认识。我们如何认识“中归联”这个人类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昔日的战犯与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围绕“中归联” ，日本社会各界的争议那么大，而对于当年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我们国内至今仍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见解……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中日双方的当事者们，都在拼命地为后世留下什么，他们到底要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容易怀旧了。每每想到吴浩然、张梦实、温久达、黄国成、赵毓英等身边可亲可爱又可敬的老一辈，以及当年接触到的“中归联”成员们的音容笑貌。特别是吴浩然，他曾经因为对日本战犯实行思想教育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蒙冤入狱，经受了百般磨难，多年后平反恢复名誉，在本可以安享晚年时又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归联”的和平活动事业之中，这又是什么信念在驱使着他？

据说，当年对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国内也有争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讲，二十年后才能知道这件事是正确的。先人们留下的历史，我们如何讲述给后代，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讲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开创未来。历史是面镜子，只有正视历史、直面历史，以史为鉴，才有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真正担负起责任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作为一名日语教师，每天都面对着20多岁的中国学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学习日语的留学生们，讲授日语的过程中无法避开中日历史这一沉重的话题。如今年轻一代，数年之后将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如今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搭建和巩固中日间的友好信赖关系？历史是面镜子，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我又能为年轻人、为中日历史的发展做点什么呢？

个人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并一直在探寻着自己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