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搞了个最牛公益组织，从宋朝一直沿续到清朝

宋朝的时候，南京应天府书院里有一个叫朱说的穷书生，穷到连顿稀粥都吃不起。在书院里，他每天煮一碗粟米粥，冷掉凝固后，就切成四块，早晚吃二块。然后把咸菜切碎，加半杯醋，搞点盐，就这么当菜了。这个“断齑画粥”的故事，跟“悬梁刺股”、“凿壁偷光”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勤学励志的典范。

这位书生读书确实非常刻苦，常常夜以继日，五年里不曾解开衣服好好地睡过一觉，读书读得发困了，就用冷水冲头洗脸。在他27岁的时候，终于考上了进士。

这个叫朱说的书生其实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母亲为了养活他，不得不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于是，范仲淹也就跟着姓朱，取名朱说了。等到范仲淹长大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愿再寄人篱下，于是就哭着告别母亲，去外面求学了。等到他中了进士，当了官，这才将母亲接回来赡养。在与母亲商议后，他上书朝廷，提出了复姓改名的请求，经皇帝批准，进士朱说正式更名为范仲淹。这样一个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很快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范仲淹的关注度立马飙升，成为那一届最受瞩目的一名进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度甚至超过了新科状元。

带着这样的明星光环，范仲淹踌躇满志地走上了仕途。但遗憾的是，他那位艰辛抚育儿子的母亲却没能看到儿子的多少风光，很快就撒手人寰了。根据古代的礼制，范仲淹也不得不中断他的仕途，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 。古人之所以把“丁忧”的时间设为三年，据说是孔夫子规定的，人生下来至少有三年时间是要在父母的怀抱里长大的，所以，替父母守孝三年其实也不为多。但问题是，在官场中隔绝三年，谁知道三年后的政治环境又是怎样？这也是后世的张居正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愿回家“丁忧”守制的原因。但范仲淹不一样，他一直是有很强烈的道德感的，弃官守制对他来说是不用考虑的问题。道德形象也是一个官员必备的形象，范仲淹从一开始就勉力在树立这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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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在这个时候，也正好有个机会找上门来：南京的知府晏殊要为应天府书院找一位新校长，考虑到范仲淹原本就是应天府书院毕业的，再加上进士及第，道德学问也有目共睹，所以就把聘书送上门来。范仲淹就这样出任了母校的“山长”（校长）。

应天府书院是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进士的“录取率”一直高居前列，朝廷中的很多官员都出自这个书院，这无形中给范仲淹构建了一张很好的人脉关系网，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学院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范仲淹振兴儒家理想的信念，完善了他作为一个“神一样存在”的正人君子形象，使得他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历史的长廊中。

我们今天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感佩于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是他推行“庆历新政”失败、遭遇人生低谷的阶段，而且，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发现范仲淹其实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阳楼，他只是根据滕子京派人送给他的一幅画卷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场景、岳阳楼的万千气象。但不管怎样，范仲淹却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思想，鼓励了后世诸多的仁人志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是宋朝文人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地感觉到此，这其实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代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在于喊出了时代口号，扛起了儒学复兴的一面旗帜。

说到范仲淹，我们今天不说他的历史成就，只说说跟家庭有关的那点事，以及与此相关的那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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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搞好自身修养，然后要把家庭搞好，接下来，才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范仲淹因为有这么一个贫苦的出身，所以非常注重个人和家庭的伦理，也很关注民生疾苦。在处理政务时，往往从个人、从家庭的角度出发将心比心，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 。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疏请求朝廷安抚救济，仁宗皇帝没有及时批复，他就很不客气地批评道：“如果宫中有半天揭不开锅吃不了东西会怎么样？”皇帝也被他打动了，立即派他前去救济。他呢，一刻不敢耽误，当天就出发，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努力帮助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在回朝复命的时候，他还特地带回几捆灾民所吃的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菜，请朝廷传示给六宫贵戚，让大家也尝一尝，希望朝中权贵知道民间疾苦。

还有一次，一位官员去世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生活困苦，连回老家都回不了。范仲淹知道后就发起了爱心捐款，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慷慨解囊，把一百贯俸禄全部捐赠给了孤儿寡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孤儿寡母拉着一船财物回老家，万一半路上遇到拦路抢劫的怎么办？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范仲淹特地写了一首诗贴在船上，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此是孤儿寡母船” ，当然，落款也很重要，范仲淹的大名题在上面，沿途的强盗劫匪看了都受感动，没有人去动这艘船。《青琐诗话》记载了这则故事，这则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范仲淹既保护了孤儿寡母，同时也为自己倡导的精神作了宣传。

范仲淹以廉洁为民自律，也最恼怒那些当官不为民作主的腐朽官员，他当了宰相后，对这样的官员往往在官名册上一笔勾销。他的改革盟友、国防部副部长富弼看到这种情形，还有些于心不忍，劝他说：“你这一笔勾得痛快，但被你勾掉功名的人和他的一家人可都得痛哭了。 ”范仲淹回答也很爽快：“一家哭，哪里比得上一路哭！”他的意义是：这些人占据着官位为害百姓，不把他们撤了，他们所在地方的老百姓就都得哭了。

范仲淹文武全才，做官做到宰相，但母亲为生活所迫改嫁朱家的事还是对他有较大的影响，大概是想起自己幼年范氏家族中无人抚恤他、让他寄人篱下的痛苦，公元1050年，他在家乡苏州买了1000多亩地设立了范氏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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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庄就是一个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为公产，养活同宗的族人或者赡养同族的贫苦人。范仲淹的这1000亩田地就租给外人耕种，地租拿来作为全族人的福利。

范氏义庄有明确的赡养抚恤章程，比如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一升白米的口粮；每年冬天，每人领绢一匹，儿童减半；凡嫁女的领钱30贯，娶媳妇的领钱20贯——当然了，不鼓励二婚、三婚，第二次娶亲就不能再领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可以领钱10贯，支持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地去参加考试，第二次去参考，仍可领钱5贯。至于那些穷苦的族人，上无片瓦可以安身的，义庄提供免费的经济适用房外加无息贷款……

按照这些规定，范氏家族中的人，平时的生活基本需求均可得以保障，婚丧嫁娶等重大事项的经费也不用担心。当然了，义庄也对族人的行为规范作了相应的规定：比如不能偷砍祖坟及其附近的树木、不能欺负佃户、义塾，也就是免费学校的学生不能在学校里饮酒作乐等等，归纳起来也可以看作是范氏义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到后来，范氏义庄甚至还聘请了专门的职业经理人。 CEO以工作业绩决定薪酬标准，比如， CEO如果能做到保证每个族人都领到月粮，就给他奖励糙米20石。 CEO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董事会的个别董事，比如族长和老一辈们，也不能对他指手划脚。但是，族人也有权监督和告发CEO ，后世通行的做法是到范仲淹的牌位面前讲理，由公众作出判断。族人之间也什么纠纷，当然也都采用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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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设立义庄就是在要范氏家族内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平均主义和共产公产的色彩，这当然跟儒家的大同理想也是相吻合的，事实上，范氏义庄的设立也是向政府备过案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特地向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的设立情况，请求在政府备案，如有人损害义庄利益，请政府依法处置，以保护义庄不受侵犯。宋英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苏州的地方官准许备案，予以保护。

范氏义庄设立后给全国、给后世都树立了一个榜样，直至1949年解放之前，中国农村中还存在着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义庄组织。而范氏义庄之所以名气最大，一则是因为它的创始人范仲淹名气大，而且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义庄组织；二则是因为范氏义庄竟然从宋朝开始一直沿续存在到了民国，这是其他任何义庄所无法比拟的：

范仲淹故世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和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将义庄维持了下去。宋金战争中，尽管义庄也遭到一些破坏，但南宋时范氏后人范之柔又加以恢复整顿。以后，田亩虽然时有损益，基金的盘子也有大有小，但到了清末宣统年间以及民国时期，还有田5300亩——范仲淹在家族内部推行的一场共产实践居然沿续了八九百年！什么叫传统？什么叫文明的积淀？这就是传统，这就是文明的积淀。可惜这种传统和积淀后来遭到了人为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