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依法治国”，真不是法治

传统社会，法律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日常起居到婚丧嫁娶，从为官之道到对外交往，几乎是无所不包。而且，还有专门研究“法”的学派——法家，商鞅、韩非子、李斯等等。韩非子的一句“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更是被后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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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像

这样的传统社会，难道还不是“法治”社会么？怎么仍然被认为是“人治”？

法外之人——君主

传统社会虽然法律规定繁密，却对一人无效——君主！

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有这么一幕：苏灿虽然考取武状元，但被检举犯欺君之罪，要进行惩处，于是围绕如何惩处其父子二人，皇帝与吏部尚书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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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影视作品，却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实：君主是超脱于法律的存在！拥有随时、随意制定、修改、废除法律的决定！君主几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存在，他对于天下是予取予求。

对于此，黄宗羲有很深刻的认识：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黄宗羲虽然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本人还是坚持“贤人政治”的观点：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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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像

将天下能否治理得当归因于少数圣人、贤者，他们的“理性”和思想动机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应该说，这就是典型的“人治”思维。

而且法家所提倡的“法”本身也是由法、术、势三者构成，说的再简单点，指的就是法律条文与治法。《商君书》与《韩非子》两本书中，用大量篇幅讲述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君王的统治之法！

随意审判——官员

清朝山西保德州曾出过这样一个案子：

某天， “民妇有呼冤者，云居黄河岸土窑。夫以钉磁为业，寄银八两。夜有三盗踏门入室，劫之去，恸哭不已。（知州王）秉韬令代书代具报劫词，代书曰：‘宜令报窃’ ，秉韬叱之，即以劫通报，悬赏购线。两月而三盗全获，檗其首于河。或问盗案处分重，何以不令报窃？秉韬曰：‘妇年少有姿，情辞痛绝，确有轮奸情事，不肯言耳。州民多居黄河岸，穴土为窑，不成村落，男子皆手艺外出，守望不能相助。此盗不诛，沿河居民无安枕之日矣。 ’今八九十年，保德州再无劫案。 ”

从审判过程看，报案人没有说被侮辱，但知州认定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采用重典处理，这名官员的事迹也被写进方志宦绩中，得以流传后世。

虽然作为正面典型被记录下来，事实上这是一件让人细思极恐的案件：从始至终，知州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少妇被侮辱，全部依靠的自己的感觉，进而从重处理。这有没有可能是冤案？不得而知。

可以想象的是，传统社会中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窦娥冤》正是对这种不公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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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飞雪的窦娥冤

也正因如此，清官文化在传统社会极为流行！百姓信任的不是法律，而是官员！所以才会有包青天、海青天的故事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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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像

于个人而言，碰到青天是幸运的；于国家、社会而言，指望青天则是不幸的！

为了打造清正廉明的官场，古代皇帝没少想招：一边倡导儒家学说，要求官员修身养性；一边采取严刑酷法，严厉打击不法官员。但每每都是只能取得一时成效，无法持久发力？原因又何在？

视野受限——百姓

如果将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管理方法运用于当下，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为何在传统社会就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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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讲过：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光是填饱自己的肚子都很费劲，哪能要求更多？正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需要的仅仅是生存权，只要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对于谁当皇帝、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他们是没有更多要求的。

只有当社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生存得到充分保障，个人意识才会觉醒！对各种权利的诉求，使得统治者不断调整统治方式。

法治社会只有在社会生产得到极大释放的时候，才会真正到来！

不知各位对于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呢？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