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第一明君：计划用30年平天下，可老天只给5年半

宋朝写历史的史官，很牛掰。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因为顶不住一名侍御史的“正面刚” ，当场打掉了他两颗牙齿。这名侍御史忍痛趴在地上，把牙齿捡起来。

赵匡胤嘲讽说，什么情况，你还要拿牙齿当证据，告朕的状不成？

侍御史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告不了您，但自有史官把此事记下来。

赵匡胤一听，慌了，赶紧向侍御史赔礼道歉，赐金帛慰问。

这件事告诉我们，宋朝的史官确实牛掰，是一个小官员敢当面怼皇帝的靠山。这些史官对历任皇帝的要求都很高，即便是宋仁宗这样难得一遇的仁君，也经常被他们在史书里纠小辫子。

但是，有一位皇帝，宋朝的历任史官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简直是他们眼中的完美帝王：

薛居正《旧五代史》，说他“乃一代之英主”；欧阳修《新五代史》，称赞他是“雄杰”“贤主”；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他是仁君+明君。

这可不是政治压力下的歌功颂德，因为，这名完美帝王是前朝皇帝。

他叫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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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柴荣

历史上有派出所所长当上皇帝的，有做手工当上皇帝的，有和尚当皇帝的，柴荣（921—959）的皇帝生涯起点，则是一个商人。

柴荣出身家道中落的富家。他有个姑姑，曾被选入后唐庄宗的后宫，后被遣散回家途中，一眼相中了郭威（904—954），带着嫁妆跟着郭威跑了。当时，郭威只是一个落魄的军卒。

柴荣后来投奔姑父郭威，并成为郭威的养子。此时，郭威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柴荣帮助他做生意，累积资本，一度到江陵贩茶。

经商的同时，只要有空，柴荣就坚持习文练武，不仅通读史书，而且精通武艺。绝对是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

公元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郭威是刘知远的心腹，辅佐有功，一路晋升，成为统帅大军的将相。柴荣跟随养父，进入军界。

后汉继位的皇帝刘承祐（即后汉隐帝），十分忌惮拥兵在外的郭威，意欲诛杀他。事泄，郭威起兵“清君侧” 。刘承祐将留在京城的郭威家人杀得一干二净，史书说“婴孺无免者” ，连尚在襁褓中的郭威儿子，也杀了。

郭威于是在澶州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后周（951—960）。 10年后，赵匡胤如法炮制，建立大宋，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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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太祖郭威

郭威做了3年皇帝，就因病去世，年仅51岁。因为他的家人已被后汉隐帝杀光，使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养子柴荣就是第一人选。

郭威称帝后，有意让柴荣掌管军队，以立军功，树威望，但在后周开国功勋、枢密使王峻等人的阻挠下，此事只能搁置下来。

后周立国的第二年，慕容彦超在兖州造反，柴荣请求带兵平叛，郭威也公开表示支持，说：“如朕不可行，当使澶州儿子（指柴荣）击贼，方办吾事。 ”王峻不愿柴荣带兵，最终只得由郭威率军亲征。

在逝世前一年，郭威察觉到王峻的野心，将他软禁起来。当天退朝后，郭威向太师冯道等人哭诉，王峻欺人太甚，欲尽逐大臣，翦除朕的羽翼。朕只有一子（指养子柴荣），他也要从中离间我们。

通气工作做完，第二天直接贬王峻为商州司马。然后，升任柴荣为开封尹、晋王。这样，柴荣继承皇位的局势，已经很明朗。

不过，时任禁军系统高级将领的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有可能成为柴荣顺利继位的障碍。郭威对此了然于胸，故在后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召李重进进宫，交代后事，命李重进当着他的面跪拜柴荣， “以定君臣之分” 。

954年，郭威驾崩， 34岁的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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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继位，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才到来。

如果你略懂五代史，肯定会对那个时代流水线般生产皇帝的流程印象深刻。整个五代时期，共54年，换了8个姓，出了14个皇帝，平均不到4年就换一个皇帝。

皇帝上位的方式，也很多样化。其中，父子（包括养父子）传位的形式，仅有5个，约占三分之一。最关键的是，通过父亲（包括养父）传位的继承者，政权寿命大多不长。

在柴荣之前，后唐李从厚从父亲李嗣源那里继位，不到一年即被夺；后汉刘承祐继承父亲刘知远的皇位，两年即亡；后晋石重贵时间稍长一点，从养父石敬瑭那儿继位，但不到四年就被契丹人掳走了。

刚上位的柴荣，一想到这些离自己很近的历史，估计肝儿都颤了。

事实也是如此。柴荣继位不到10天，北汉开国君主刘崇听说郭威死了，立马联合契丹，发兵五万，进攻后周，想趁着新君立身未稳，灭掉后周。

柴荣决定御驾亲征。

但他的决定，却换来了朝廷上的群嘲。以太师冯道为首的群臣，一个个站出来竭力反对。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柴荣：刘崇趁我国丧，闻我新立，自以为是吞并天下的时机到了，用心险恶，我不可不亲征。想当年唐太宗创业，无不亲征，我又何惧？冯道：陛下不能和唐太宗比。柴荣：我兵强马壮，破刘崇必如泰山压卵。冯道：陛下你不是泰山。

柴荣被怼得一脸黑线。这个冯道，是五代时期的不倒翁，历仕四朝十帝，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乱世中，没有什么忠君观念，只忠于实力派，谁赢了就听谁的。整个时代的风气，都是如此。

军队更是如此。五代时期，兵骄将悍，战胜则擅兵挟主，战败则倒戈投敌。

柴荣的困境，外有强敌临境，内有准投降派在观望站队。这逼迫他更加必须亲征，在前线应对任何突发事变。

两军战于高平（今属山西晋城市）。

刚开打，后周右路军就崩了。大将樊爱能、何徽望贼而遁，千余人投降了北汉，南逃的数千人则沿途劫掠粮草。柴荣下令禁止劫掠，樊爱能、何徽均不听。

设想一下，如果柴荣没有御驾亲征，樊、何极有可能倒戈一击，打回开封，将毫无威望的新皇帝干掉。要知道，将领前线战败后，掉头灭掉故主，拥立新君，几乎是五代权力更替的一项“传统” 。

关键时刻，柴荣亲率军队，冒着弓箭，督促诸将奋战，直到斩杀北汉骁将张元徽。

后周打赢了。柴荣的皇位，稳了。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说，经过高平之战， “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 。他还说，柴荣坐稳天下，不是依靠养父郭威，而是靠自己“以死生为生民请命” ，拼了自己一条命，打赢高平之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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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地图

高平之战后，终于树立了威信的柴荣，开始整肃军队，并拉开了被后世称为“周世宗改革”的序幕。

第一件事，是斩杀望敌而退的降将。当时，樊爱能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何徽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二人位高权重。但鉴于二人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柴荣毫不手软，果断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二人所部军将70余人。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杀伐立威， “骄将惰卒，始知所惧” 。

柴荣经常对身边的人说，高平之战是检验我们军队战斗力的一战，可惜临敌不堪一战，差点丧败， “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 。由此，后周开始挑选精锐士兵留充禁军，裁汰老弱之兵。当时，全国的勇士猛人，基本都在地方节镇，柴荣于是公开招募武艺高强的人充当殿前军，设殿前都点检统一指挥禁军。

在柴荣的强力整顿下，初步扭转了兵力外强内弱的局面，中央禁军已经比地方节镇强大。后周的军队战斗力因此大大提高，史书说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

柴荣死后，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为资本，演出了黄袍加身的戏码。上台后，担心历史重演，于是改变了柴荣强化禁军战斗力的做法，反其道而行，通过剥夺将帅兵权、推行更戍法等措施，严重削弱了宋代军队的战斗力。这是后话。

除了军事，在经济、人事、法律等诸多方面，柴荣都有相应的重磅改革措施。

中国出了几个以“毁佛”闻名的皇帝，柴荣是其中一个。清代摊丁入亩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段内，政府都按人头征税，这导致很多人以遁入空门的方式，不事生产，躲避赋税。当僧尼的人数超过正常的比例，一个国家（尤其是非大一统的朝代，比如南朝、五代）的正常运转就会因劳动力严重不足而被拖垮。

柴荣改革之前，后周境内平均每个县有20多家寺院。佛教兴盛到这种程度：寺院销铜钱造佛像，造成了流通钱币严重短缺。

柴荣继位第二年，下令大废国中佛寺，规定有国家许可的寺院才能保留，其他一律废除。因为佛教信仰关乎因果报应，很多官员对毁佛心有忌惮，柴荣亲自带头，砸毁了一尊别人不敢冒犯的观音铜像。他说：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

拜佛不一定是真心奉佛，行善才是真心奉佛。佛祖愿以真身救世人，如今牺牲铜像，造福天下，肯定更加在所不惜。柴荣的说辞，放在今天，仍然很有道理。

在他的推动下，最终废除寺院3万余所， 6万多名僧尼还籍。佛像被销毁后，重新用于铸造钱币，恢复经济。

柴荣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恢复五代以来沦为形式的科举制度，注重人才选拔。有一年，礼部草率录取了16名进士，他知道后，亲自组织重考，最后仅录取4人。他还多次以“失于选士”为由，处分主考官。

难得的是，他不是一个机械的规则主义者，而是强调制度与破格相结合。

柴荣想任用小吏出身的魏仁浦为枢密使，有人反对，理由不是魏仁浦能力不行，是说他非由科举出身。柴荣当场反驳说：

自古以来，明君都是用有文才武略的人辅佐自己，这些人难道都是科举出身吗？

最终还是破格任用魏仁浦为相。

赵匡胤极为敬畏的后周名臣王朴，也是柴荣破格提拔出来的。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曾指着自己的黄袍对近臣感慨说：“王朴如果还活着，我穿不了这黄袍。 ”

柴荣虚心纳谏，在历史上也很出名。他说过：“言之不入，罪实在予。 ”意思是，你们尽管讲，讲错了算我的。

在位期间，他从未因言论问题杀害过一个大臣。

柴荣作为“五代第一明君” ，最爱君最欣赏他的地方，其实是他的权力观。儒家虽然一直讲“民贵君轻” ，但历史上的皇帝没几个真心认同，他们讲得最多的是两点：第一，百姓愚昧，要朝廷来开导；第二，百姓狡诈，要好好管理。

柴荣的认识，完全不同。以下是他与近臣的两次对话：

臣子：现在的老百姓，坏得很。柴荣：这样看不对，这是因为当地的官员没选好，让百姓遭殃了，他们才会去做坏事。臣子：淮南闹饥荒，您下诏要求贷米给饥民赈灾，但是百姓穷困，我怕他们偿还不了啊。柴荣：百姓是朕的子民，天底下哪有儿子饿肚子，而父亲不管的？谁又要求他们一定要偿还呢？

这样的权力观，不要说在古代，就是放现在，也值得很多官员琢磨和学习。

柴荣曾问王朴，你看朕能当几年皇帝？

王朴懂玄学，答道，以我所学预测，可以当30年；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

柴荣听了很高兴，向王朴吐露了他的理想：

若如卿所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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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疆域（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柴荣继位的第一天起，他就笃定地按照他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在推进工作。

他的改革，强国富民，最终目的是为了“开拓天下” 。用历史教科书的话说，统一中国是当时的历史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后周位处中原，北有辽国和北汉，南有南唐、后蜀、南汉等政权。如何推进统一进程，这里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先南后北” ，还是“先北后南”？

枢密使王朴为柴荣献上《平边策》，按照王朴的设计，后周应该先灭南唐、南汉，次取巴蜀，再次而幽、云，最后攻取北汉。这是典型的“先南后北”而且“先东后西”战略。

后来北宋的统一进程，大体上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北宋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采取“先南后北” ，但又“先西后东”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相对的大一统。但正因为北宋太过强调先易后难，以致在灭掉五代十国之后，国力消退，始终都无法从辽国手中夺回幽云十六州，成为宋人永远的痛。

柴荣的做法，其实跟王朴的策略，以及后来北宋的操作，都不一样。

他有自己一套谋略。

他先派大将西征，不到半年，攻取了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随后，开始南征。他三次御驾南征，最终拿下南唐的江北十四州。

就在所有人认为柴荣要灭掉南唐，连南唐都自认国祚不保、遣使求和的时候，柴荣却对南唐使者说，划江而治就好了，我在位时，绝对不会灭你的国，至于后世我就不打包票了。

这个时候，柴荣已经将他的目标锁定在最强大的敌人——辽国。

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柴荣的整个计划：他先攻打并不强大的后蜀，取了4个州，但未灭人国，可见是出于练手和震慑的目的；接着攻打南方最强大的南唐，取了江北之地，仍未灭人国，目的仍然是震慑，让所有南方的政权都老老实实别动，奉我为正朔。

他应该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君，心目中真正的敌人，是干掉辽国，夺回幽云十六州。所以针对北方，他也没有先打北汉，而是直奔幽云而去。这一点，与王朴倒是意见相同，一定要先夺幽云，再打北汉。

为什么要先幽燕后北汉呢？王朴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幽燕既下，则北汉“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如果先北汉而后幽燕，虽北汉可灭，然已师老兵疲，幽燕难下。

后来的北宋则反过来，先打了北汉，再去夺幽云，结果真的错失窗口期，怎么都夺不回来。这是后话。

柴荣在震慑了南方政权之后，按计划出兵辽国，还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当时的契丹，国力虽强，但矛盾激烈。时任皇帝辽穆宗，晚上喝酒，白天睡觉，被国人称为“睡王” 。以契丹的国力，来一个昏君，中原政权收复幽燕还有胜算，若是来一个明君，基本就没戏了。柴荣攻打辽国，正是想抓住契丹内乱的政治窗口期。

959年，柴荣在位的第六个年头。农历三月，他率军北上伐辽，势如破竹，接连收复瀛、莫、易三州，以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仅用了42天。这对契丹的震慑很大，史书说，契丹“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 。

五月，柴荣正要乘胜进取幽州，却突然患病。传说他行至一地，询问当地人地名，对之“病龙台” ，他听完默然。病情加重。

回到开封，六月病逝。年仅39岁。

后来，宋真宗赵恒曾无限惋惜地说：“（柴荣）非遇疾班师，则克复幽蓟矣。 ”

王夫之复盘并对比了柴荣、王朴和赵匡胤三人的统一战略，推柴荣为第一，王朴第二，赵匡胤第三。他深有感触地说：

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一天下，而绍汉唐者也。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历史无法假设，而老天如果再给柴荣一些时间，历史会往哪里走？这成为古今无数读史者，心中无解的谜团，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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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希望用30年致太平，可惜老天只给了他5年半时间，这对于一个想要有大作为的统治者而言，实在太吝啬了。

考察历史上一些公认的治世，它们的创造者，在位时间通常在10年至25年之间：

文景之治的缔造者：汉文帝在位23年，汉景帝在位16年；孝宣中兴的缔造者：汉宣帝在位26年；开皇之治的缔造者：隋文帝在位24年；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在位23年；大中之治的缔造者：唐宣宗在位13年，人称“小太宗”；仁宣之治的实际缔造者：明宣宗在位10年（他老爸明仁宗在位10个月，儿子拉他沾光）。

当然，一个统治者在位时间太长，往往也不是好事。一般来说，在位时间超过40年的皇帝，后期容易昏聩怠政，酿成政治恶果。比如，历史上“晚节不保”的著名皇帝：

汉武帝，在位54年；梁武帝，在位48年；唐玄宗，在位44年；嘉靖、万历这两个皇帝，在位都超过40年；乾隆帝，在位60年……

从两方面来看，柴荣30年的预期，确实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判断。在乱世末期，缔造一个治世，会比大一统朝代长一些。历史上的治世，与柴荣的情况最具可比性的，应该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杨坚在位24年，可见柴荣自我预期30年，很实在、合理。再长了，可能会堕入老人政治的陷阱，这也是柴荣极力想避免的。

可惜，如今这一切，只能是我们的事后推论而已。

而柴荣真正厉害的地方则在于，哪怕他只有5年半的时间，他仍然赢得了历史的至高评价。他在位5年半获得的口碑，不亚于治世明君的十年二十年。

欧阳修对柴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新五代史》里赞道：

世宗（柴荣）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

司马光写史，对历代皇帝持论颇为苛刻，但他同样对柴荣不吝赞誉：

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当代史学家，亦公认柴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太宗之后，又一个取得治国治军突出成就的统治者。史学界认为，柴荣在他的历史时代，做出了三个重要成就：

第一，五代时期数十年分崩离析的残局，到柴荣统治时期，才有了统一的端绪；第二，唐末五代以来，军阀混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到柴荣统治时期，才有了复苏的转机；第三，由于统一的端绪和经济复苏的转机的出现，以及对内的全面改革，对外的军事行动都卓有成效，使人们在分裂动乱的局势下，在存亡未卜的命运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我读历史，理性多于感性，但有时读到历史中的大小人物，读到扼腕痛惜处，仍不免感性盖过理性。不过，就算是感性代入历史，我也很少去做假设历史。

常读最爱君文章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我写过历史上不少悲情人物，要么壮志未酬，要么雄心未已，要么死于战场，要么死于站队……总之，牛逼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悲剧的人各有各的悲剧。

然而，我最常用的句式是“某某死了，怎样怎样”（比如“张苍水死了，大明才算完了”），用以陈述一个历史事实；我极少用“某某若不死，怎样怎样”的句式，因为这意味着历史可以假设，而我认为假设历史，意义并不大。

可是，就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却一直在想着，柴荣若不死，中国历史会怎样呢？

也许这就是柴荣的魅力，他可以穿透历史事实与虚拟历史的壁垒，让人在无限的惋惜中，去探索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终究只是一团无解的迷思。

天意难测，历史亦然。

参考文献：

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2015年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 2015年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张其凡：《五代政权递嬗之考察——兼评周世宗的整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

李晓：《王朴、周世宗、宋太祖统一战略比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