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为何会被认为是丹朱之子 | 读《左传》“有神降于莘”随想

在《左传》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神降故事：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其中有颇多值得探讨之处，对于先秦时代的信仰、血缘观念非常重要，笔者最近阅读之后，略有心得，故记录与此。 1.周穆王的身世？

实际上，此事《国语》亦有记载而详略稍有不同，特别是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猜测，即此神降者是丹朱之神： “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

内史过之所以认为降于莘的神是丹朱，是因为传说中丹朱上一次降临在莘地，而“神不远迁” 。所以是同一神明。这位丹朱，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丹朱为尧的长子，而《竹书记年》更是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与父相见”可以看到，丹朱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上古人物。与丹朱类似，《国语》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兴旺时的的神降异象，除杜伯外，均为上古时传说中的形象。可以说，春秋之人对于古代已经有所想象，而且会将上古形象化为自身信仰。而且“丹朱、梼杌、杜伯”或为受冤之人，或为怨气所化，不能说是一种巧合，为什么他们能成为“神” ，其中恐怕有其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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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按照内史过的说法，周穆王并非昭王之子，而是丹朱与其子所生，而丹朱又是尧（至少是想象中的）的后人，也就是说，周穆王并不具备周王室的血统。按常理然而穆王不但继承了王位，而且这件事也没有像后世的宫廷丑闻那样被掩盖，相反，内史过堂而皇之的在惠王面前讲述。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内史过胡说八道，但惠王面对对自己先祖的“污蔑” ，却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如此，内史过还说丹朱成为了周王室的保护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前文已经提到，丹朱已经被赋予了神的含义，神，往往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新出上博简《三德》一文中就明确提到有“天神”“地鬼”的对照。正因如此，丹朱不仅是尧的后裔，更是天的代言人之一。而上古时期普遍存在着天神崇拜，甚至天本身也被作为一种人格化的神。朱凤瀚先生就认为：“周人的上帝已被周人奉为保护神。 ”丹朱作为上神，显然在周王室看来是高贵的，因此，丹朱所生之子自然也就带上了神的血统，也就更符合“天子”的定义。而且这种上神与女子交合而生子的故事在古史中屡屡出现，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动身如孕者。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之母“梦与神遇”而生刘邦，这些故事很有可能出于想象，但想象并非彻底架空，背后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于天神的崇拜，作为神之子，非但不是异类，反而会因此而获得世人尊重。正因为如此，古人（特别是贵族统治者）才会坚持将其祖先赋予某种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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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事实上周代对于天的崇拜也往往是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朱凤瀚先生指出：“周人贵族先祖之亡灵也接被认为高居于天上，虽未必在帝廷，但必在上帝，先王之外围。 ”那么周穆王作为周之先王获得这种特殊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且，周代的分封中，有许多对尧后裔部族的分封，独独采用尧之子丹朱作为穆王之父，未尝不是笼络当时尧部族的一种方式，通过与丹朱血脉的结合，是丹朱成为了尧部族和周部族共同的祖先，通过血脉上的联系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而从周穆王西征和东征的情况来看，属于尧后裔的封国很少反叛，很可能就是这种联合的结果。由此看来，丹朱成为穆王之父不仅不是耻辱，反而可以称为一种荣耀，更是其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形式。甚至这个故事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周王室出于自己自身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因此周惠王对于穆王的血统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质疑。 2.内史过与先秦史官

从《左传》，《国语》的记载来看，周王对于内史过的言论是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内史过的话具有如此权威？

在两段记载中，实际上出现了两位“史” ，一位是内史过，另一位则是史嚚，史嚚不仅对此事有所评论，而且与祝应、宗区一同作为使者“享”神。《说文解字》：“享，献也。 ”也就是说三人承担的是祭祀职责，古代贵族男子称氏不称姓，有官之人往往以官职加氏并称，这里的“祝，宗，曲”实际上都是官名。《史记·封禅书》：“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於下。 ”可见祝官主要负责祭祀，而宗官主要掌管宗庙之事，并负责天神祭祀，两者都是与鬼神有关的官职，那么史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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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史的字形很古老，从右从中，看起来是用手托着简册，因此，许慎认为是“记事者也” 。然而记事恐怕需要等到文字的出现，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关于鬼神的祭祀，。

从各种文献上来看，史可以算作是巫的一种，后来两者逐渐产生了分离，至于分离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和巫职能变化密切相关的，最早的巫，可以算作人类社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必须要留意各种自然秘密，因此，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而史，就是保存和传授这些知识的人。在上古的神话中，无论是天文，气象，历法，算术，医药，通通都是“史官”发明的。特别是文字的发明者，也是“史官” 。这些记载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它们透露出古代有着保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客观需要，而史官正是这种需要的体现者。故而我们可以说，史官实际上也是可以通晓天理尤其能与鬼神沟通的一类人。朱维铮先生认为：“巫使分化至迟在商朝已经完成” 。然而虽然巫史产生了分离甚至有些“史”已经渐渐脱离了宗教的范畴，但即使到了春秋时期，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然担负着保存巫所需要的知识的职能，所以内史过才能通神之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古历史之所以多神话传说，恐怕是和“史”本身的职能有关的。

因此，之所以惠王在面对神降之时，会询问内史过，而且对内史过言听计从，而史嚚自然也可以和宗官，祝官并列作为使者去祭祀天神。 3.神如何祭祀？

对神的祭祀活动用了哪些祭品呢？这两段材料并没有告诉我们，只说“以其物享焉” ，古代祭祀有一套详细的规定，杨伯峻认为：“此次所降之神，如何祭祀，并不载于祀典，固内史过认为唯有依其所至之日而按规定祭祀” 。也就是说，内史过虽然推测该神为丹朱之神，但却并不知道神的具体形象以及相应的具体措施，结合之前的分析，一方面该神究竟是不是丹朱尚存疑问，而且丹朱之神在过去只出现过一次，也就是说，一开始周人是没有把这位神当成一个祭祀对象的，由于其出现的频率太低，周人也没有办法对他有具体的记载。甚至正如前文所解，只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才将其勉强列为周人的保护神。

周王室有没有派遣使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虢公却实实在在的对该神进行了祭祀，而且祭祀的目的很明确，请赐之田土，古代讲究福报，墨子就坚持“善恶赏罚论” ，鬼神之所以能够扮演奖赏人间公正和善良、惩罚邪恶和残暴的最高角色 ,是因为它作为人类之善和正义的化身,是绝对爱人和利人的。按照这一逻辑 ,只要是世间爱人、利人的人,他们就会受到鬼神的奖赏；反之 ,他们就要受到鬼神的惩罚。而虢公的行为虽然和墨子的主张有所不同，他是通过祭祀来求得神的赏赐，但实际上都是通过取悦上神以此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也可以看出，在古代，天神是可以与人进行互动的，人可以主动通过祭祀活动与神交流，而神也可以通过托梦等形式实现自己的目的。

前文已经提到，无论是内史过，还是史嚚，对于虢公的行为都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而且都认为虢将亡，这实际上反映了古老的宗教祭祀观念与新兴的道德观的冲突，我们可以概括为得民行道和得神行道，即原始的宗教观念认为鬼神是万能的，他们对于鬼神的作用深信不疑，特别是从甲骨卜辞中看到的，殷人事神之风盛行，事皆决与卜辞，然而内史过、史嚚所反映的确是强调民的作用，他们把政治的根本转移到了尽人事之上，而不再是听天命，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鬼神的存在，仍然保留着对鬼神的信仰，只是，神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在是万事决于神了。《国语》之后的记载更加具有有戏剧性，书中说道:“十九年，晋取虢。 ”也就是说，虢公请命事神的结果非但不是让自己的国家兴旺，反而使得虢国走向灭亡，这也正是印证了内史过和史嚚的预言，仔细阅读《左传》和《国语》，我们可以发现，两书中所记载的预言大部分都获得了实现，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预言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或者编造，以此来为自身的观点服务。如这则预言的成立，实际上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想让我们相信预言这类神异之事的真实性，而是借预言强调“德民行道”和施仁政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左传》还是《国语》对于“有神降于莘”的记载都是符合道德天命观官的基本价值体系的，但在其中，无论是作者还是所记录的人物，都没有否定鬼神信仰，而是在此基础上对鬼神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鬼神在春秋时期仍然发挥着相当巨大的作用。而且春秋时期的上册贵族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很有可能将其视为统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