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宰相制度的变革，君权与相权的恩怨情仇

宰相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称呼。简单说来，帮助皇帝处理朝政的人就可以称其为宰相。宰相既是皇帝的帮手，也是皇帝的掣肘。没了宰相，皇帝便无法“有效率”地处理政务。但有了宰相，皇帝又担心自己被架空。

三公、三省等制度，都是宰相制度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改变，就源于皇权对相权的限制。皇权改革相权，也显示了自己矛盾的心理：既希望有人帮自己管理国家，又想看到君权受到威胁。

这一矛盾心理，在隋唐前宰相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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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宰相，属西汉时期的丞相地位最高，政务也最广，像一些朝廷日常政务、官员任免升迁、刑狱、钱粮等等都是丞相府的职权所在，若没有这样的权力范围，自然也不会引起皇权的警惕了。

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 ，是作为皇帝助手的一种存在，其主要职责体现在决策与领导百官。宰相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其手上的权力可以说无所不涉。

丞相职责：

第一、主管政务决策，定制国家政策方针，总领百官。

比如说朝会，都是丞相带头召开，大臣们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一旦有了结果，丞相便去报告给皇帝，最后实行。也就是说，大臣是对丞相负责，与皇帝隔开了一层，若丞相真的有什么想法，皇帝便会变成聋子、瞎子。

第二、执法和立法

封建时代立法权虽然掌握在皇帝手里，但丞相能够代替皇帝立法。丞相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便是其享有执法权。这说明丞相可以借“法律”的名义进行“铲除异己”的行动，使得朝堂变为丞相的一言堂。

第三、对官吏的任免与考核

若说执法权是丞相排除异己的手段，那么对官吏的任免与考核便是拉拢手下的有力武器。所谓党同伐异，便是掌有了第二、第三这两项权利。

第四、封驳、谏诤

若皇帝发布的诏令不符合所谓的“法律”、“传统制度”的时候，丞相有权反驳。

若皇帝的诏书已经发布，丞相却不认同，那么丞相便可以拒绝执行。

这项权力严重危害了皇权的“无上性” ，哪个皇帝能允许自己的命令不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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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初期的君权，可没有后世那么强盛。丞相拜见皇帝，皇帝也需要起来让座。曹操专权时期，为何要封自己丞相，不就因为丞相位高权重，可以与刘协拉近政治上的地位吗。

中朝出现：汉武帝对相权的首次削弱

皇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混合体。相权出自皇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加强中央集权，便于皇帝管理天下。

但执掌相权的人，地位特殊，算是大臣的直属上司。对大臣来说，皇帝离自己太远，丞相才是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那个人。久而久之，大臣们都听丞相的命令，必然出现架空皇帝的危险局面。

皇权分割出去一部分，变成相权。若相权想要扩大，必然只能掠夺皇权，这是任何皇帝都不容忍的。如同人有本能，君权一样有本能，它的本能便是排它性。君权四周只能有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一旦出现威胁，必然会加以剪除。

削弱相权就成了必然。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取消相权，否则偌大的帝国便会因管理问题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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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削弱相权，有两个方法：

1．借着对外用兵的时机，用大将军等武职人员分割相权中的军权。

2．使用近侍官员出入宫廷，参与国政，分割相权中的政权。

用大将军夺权还说的过去，毕竟要打仗。那么中书、尚书等怎么夺权？这就是汉武帝“作弊”的地方了。

当汉武帝决定明天讨论什么的时候，他便将自己“题目”提前告诉自己的近侍，让他们回家好好做功课。当第二天开始讨论的时候，近侍以有心算无心，将丞相等诸位大臣辩驳的无话可说，那么政策该怎么实行，自然清楚无比了。

当然近侍所谓的“建议”必然是符合汉武帝的心思的，否则近侍跟不听话的丞相有什么区别？就这样，汉朝决策的权力便逐步向皇帝的近侍手里，丞相的职权被一点点削弱。

自此权力从丞相所在的外朝移向了近侍所在的内朝，近侍取得了一部分相权。

内朝离皇帝更加，皇权更容易把控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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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期，若官员没有加上“侍中”二字，那么哪怕官位再大，也不过是个听命行事的人物，没法参与政治决策。

但若对内朝权力不加以限制，那么就会变成了另一个“丞相” ，前面所做的都变成了无用之功。而且行政机构变多，工作效率必然会下降，因此就需要将外朝的大臣引进内朝。这样既可以对内侍们加以限制，也能提高内外朝办事的效率。

能参与决策的这些外朝大臣们都有一个头衔：录尚书事，这样内朝便开始代替行使相权。内朝也就是尚书台的前身，

内朝的的尚书们既可能是皇帝身边的宦官近臣（比如一些外戚），也可能是朝廷的大臣。这样新的权力平衡便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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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台（尚书省）分担相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动荡即意味着变化，那么作为国家政权一部分的宰相制度，自然处于不断变化中。

魏晋时期将东汉的三公改为“八公” ，。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太，为上公；设立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德高望重的老臣荣誉称号；司徒、司空、太尉称为三司，在“八公”里地位最低。但这八公都是虚职，权力比起两汉时期早已大大不如。

魏晋初期的时候，分担相权的新机构便诞生了：尚书台。

尚书台是政治权力中枢，负责朝廷内外连接，总管全国军政。其实就是将最初的一个“丞相”变成了几个“录尚书事” 。权力一样，但掌控这些权力却分散到不同的人手中，人一多，便会有权力之争，尚书们不容易拧成一股绳。皇帝便能从中掌握平衡，通过拉一个打一个来掌控朝堂。

尚书台的建立使得皇帝对朝廷的掌控加强，也使得相权对皇权的威胁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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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将政务上传到尚书台，尚书台的尚书们加以处理，写上自己的的处理意见，然后将其交给皇帝。皇帝看完后写下“可”后，这就变成了正是的诏书下发出去。若是皇帝不同意，尚书们便继续研讨。

若是大事，那么便是通过开朝会来集体讨论，若一致通过便开始执行，若意见不一，便由皇帝裁决。

从上面可以看出，尚书台的权力仍然不小。

中书省的演变与发展

若是出现一个强势尚书后，尚书台照样会威胁到君权。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内朝”便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重演——中书省诞生。只不过这时候的内朝对付的是尚书台，而非外朝。之所以叫内朝，因为仍是由皇帝近侍所组成的机构。

中书省的最初职权不过是掌管文书、传递奏章。就是电视上皇帝上朝，下面某个大臣一跪：“臣有本奏。 ”然后从皇帝身边下来个人，将奏章拿给皇帝，这个人就是“中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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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朝臣的奏章是通过尚书台来转接的，由尚书台处理完奏章后，将奏章交给皇帝。但中书省权力加大后，奏章便由中书省向皇帝传递，不在经过尚书台。剥夺了尚书台决策的权力。

中书省主要负责审理奏章和草拟诏书，成为皇帝处理朝政的代言人。

中书省的近侍权力极大，又守在皇帝身边，极容易欺上瞒下，结党营私。但这时候的皇帝也没办法，与外朝的大臣相比，这些人天天守在自己身边，双方“彼此了解” ，才是自己信任的人啊。

至于这些近侍弄权，反正守在自己身边，自己注意就行了，出不了大乱子。后代宦官弄权，皇帝大多便是这样的想法。

门下省的设立与职权

西晋时期，尚书省、中书省的权力增加，皇权再次受到威胁，于是门下省的职权便有所扩大。

门下省建立于西晋，但门下这个名字始于西汉。门下指的是能够出入宫廷，掌管宫廷事物的小吏，如侍中、黄门等等。这些小吏也是汉武帝时期“内朝”构成的主要人员。

随着门下官员地位的提升，逐渐由皇帝的顾问，解决皇帝的疑难问题，向参与军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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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省的职权主要有二：

一、“备切问近对，拾遗补缺”（晋书·职官志）

备切问近对：皇帝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需求了，这些“门下”便需要解决。

拾遗补缺：就是对皇帝政策上提供建议，这便有了参与机要的机会。

二、“平尚书奏事”

凡尚书（也就是中书）上奏的事情即对朝堂政务的处理意见，在呈给皇帝看之前，首先要经过门下的审阅。若门下官吏不同意尚书的处理意见，那么这个奏章便会被驳回尚书台，重新草拟，可谓是对朝堂政策有着决策权。

三省职权的变迁，无不显示着皇帝对集权的渴望。皇帝既需要帮手帮自己处理朝政，又不能将某一人、某一机构的职权赋予的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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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制度的发展，都是在过去的经验上加以改革而成，并非凭空出现。

现代很多人在2000年的现代，以上帝视角对某些事情妄加评论，这是极其不智的。任何制度哪怕缺陷再多，但在当时往往是最合适的。

就好比汉武帝，他不知道相权对自己的威胁吗？他当然知道，武帝一朝先后共有十二人为相，除了田蚡、公孙弘、石庆和田千秋四人，其余人不是罢官便是被杀。但是他也不能废除宰相制度，否则自己的国家政务交给谁打理？

尚书台便因此诞生。

西汉因外戚而亡，东汉吸取其政治上的弊端，便逐渐培养起近侍（中书省）来与外戚、朝臣（权臣大多占有尚书台）对抗，以此来保障自己皇权。这也是东汉宦官专权的原因。

晋朝司马氏就是权臣出身，司马炎自然知道权臣对自己帝国的危害，但他能除掉所有的人吗？他不能。他只能在制度上下手，于是门下省因此而兴。

到了东晋，朝堂的权力掌握在众世家手里，权臣们一个个都带着“录尚书事”的帽子。他们会允许门下省对自己限制吗？自然不肯，因此门下省在东晋时期便失去了他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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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官场制度的改变标志着权力的转移。君权越强大，朝臣的权力越分散。若朝堂的权力集中到某一个大臣的时候，不是改朝换代便是这个大臣被抄家灭族，没有第三个选择。

专制社会不存在完美制度。因为你既然专权，那么其他人便都是你的“敌人” ，一个人能是多数人的对手吗？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