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公预言 | 俭则足用，奢则亡家，孔子也这么说

警语

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庇。二子者奢，奢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

箴言：

老子：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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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三江杨柳风

《国语》定王使刘康公聘于鲁

周定王八年，公元前599年，定王派遣大臣刘康公到鲁国慰问，这是天子之礼，通过慰问，向诸侯送点礼物，来观察天下的民情，以便了解天下治理的情况。不过，到了周定王的时候，王室衰微，这种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主要是通过出使跟诸侯联络感情，以便在王室有危难的时候，让有实力的诸侯来勤王。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周王室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周王经常要派身边的大臣到鲁国去慰问，有时候也会有些小要求。

这次刘康公到了鲁国，代表周天子慰问了鲁国君臣之后，又会见了当时鲁国的几位重臣——季文子、孟献子、叔孙宣子和东门子。这四位大臣当时已经把持了鲁国的朝政，控制了鲁国的军政大权。

鲁国一直最忠实地奉行周朝的封建制度，所以，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鲁周公把土地切成小块，分封给贵族，结果，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壮大了，而国君的权重就越来轻了，军政大权完全转移到大夫手里，而大夫之间又争权夺利，所以，鲁国在春秋时代一直处于诸侯中的弱势地位。

当时，刘康公与四位把持鲁国朝政的大臣会面的时候发现，季文子和孟献子都比较简朴，而叔孙宣子和东门子则比较奢靡。根据对他们言谈举止的细微观察，刘康公对这四家大臣的未来命运有了一定的判断。

刘康公从鲁国回到洛阳，向周定王汇报出使的情况。周定王就问：“鲁国的大夫怎么样？谁比较贤良？”

刘康公回答道：“季文子和孟献子两家的命运可能会更长久些，而叔孙和东门两家恐怕很快就要败亡，即使他们两个家不亡，他们自身也难以幸免。 ”

周王听了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讲呢？”

刘康公就开始对周王侃侃而谈：“臣闻之，为臣必臣，为君必君。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宽所以保本也，肃所以济时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则必固，时动而济则无败功，教施而宣则徧，惠以和民则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长保民矣，其何事不徹？

“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业也，恭所以给事也，俭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则不违，以恪守业则不懈，以恭给事则宽于死，以俭足用则远于忧。若承命不违，守业不懈，宽于死而远于忧，则可随意上下无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为令闻长世也。 ”

译释

臣听说，做臣子一定要守臣道，做君主一定要守君道。宽和、庄肃、通宣、慈惠，这是君道的基本原则。忠敬、勤慎、谦恭、俭朴，这是臣道的基本原则。宽和用以保社稷根本，庄肃用以顺应时令行以使用民力，通宣用以教化、施政，柔惠用以和合百姓。社稷的根本稳固，顺时而号令就不会遭受失败，施行政教宣达明了就会遍及所有人，柔惠和民就会物阜年丰，百姓衣食丰足。如果社稷的根本牢固，岁功顺时而成，政教遍施于百姓，人民财用丰足，这样才能保境安民、长治久安。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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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敬才能承当君主的使命，勤慎才能恪守祖宗的遗传的家业，谦恭才能尽职尽责地做事，俭朴才能让用度丰足。以忠敬的态度承受君主的使命才会照令而行，不会违背，以勤勉慎重的态度守护祖业就不会松懈，以谦恭的态度尽职尽责才能免于因疏失而遭受死刑，以俭朴的生活使用度丰足才能远离忧患。如果能做到承命不违，守业不懈，宽于死而远于忧，那么就能君臣上下融为一体，不会有任何缝隙隔阂，那么什么样的重任不能完成呢？君上委任国事明白畅达，臣下能堪任使，这样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社稷长盛不衰。

这段话的核心就是阐释“为君必君，为臣必臣”这个中心思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作为国君要守君道，作为臣子要守臣道，君臣各守其道，各行其道，才能君臣一体，，政令畅通，各安其业，物阜年丰，天下太平。

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三纲五常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从周朝传统的礼制中继承和提炼出来的，是社会客观要求的一种基本秩序，只不过，这个纲常的内容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但是调整并不是打破或废除纲常，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为君必君、为臣必臣”呢？刘康公分别给出了君道和臣道的四项基本原则。君主应当宽、肃、宣、惠，这四项都做到了，才算得上是为君必君，才能有个为君的样子。这与孔子提出的恭、宽、信、敏、惠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仁德的具体体现，

宽，所以保本也。孔子说：“宽则得众。 ”一国之君一定要实行宽和的统治，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江山社稷才能稳固。相反，如果严刑峻法，苛察聚敛，刻剥专独，那么就会失去民心，社稷就会危亡。

商汤猎捕鸟兽能网开三面，就是宽的典范，后代帝王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以及清朝的顺治、康熙两朝，都采取了“宽”以保本的政策，不仅天下英才望风归向，百姓人民也安其教化。因此，宽是统治的第一原则，是稳固国家社稷的根本，也是其他三项原则的前提，没有宽，也就不会有肃、宣、惠。

肃，庄肃，整肃，严整，能够严格地按照时序使用民力，令行禁止，实现岁功。肃所以济时，就是严格地按照时序督责农功，进一步推而广之，就是督责百姓遵守时序，遵守国家的法度。虽然宽和应当是善政的主基调，但宽和并不等于放任，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还要具备庄肃的威严和权威，宽严相济，才能实现统治的目标。

宣，就是宣教，宣导，要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保证下情上达，上政下宣，上下交流通畅。《尚书》是我国古代一部政治论集，里面很多都是君主宣明主张的文告、誓词，主要作用就是让百姓充分了解大政方针，保持积极的舆论，这在古代叫做“施教” ，让最广大的群众都能了解统治者的意图，这样才能赢得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应当说，宣教是中国政治传统一条非常有效的经验，历千年而不绝，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宽、肃、宣，都做到了，最后要落实到惠，可以说，惠是前面三项原则的具体落实，是实质，没有惠，宽、肃、宣就都是空话，因此，惠才是核心，佣金的话说就是要让百姓有获得感。

像越王勾践，为了报吴王夫差的灭国之恨，一边卧薪尝胆，一边要收拾人心，让越过百姓感受到政策的普惠。他在规定，国家鼓励生育，生男孩，奖励二壶酒，一只狗，生女孩奖励二壶酒、一头猪，生双胞胎国家发给养育的费用。家里的长子死了，三年免税，其他孩子死了，三个月不用交税。孤儿、寡妇、贫病家庭的孩子，国家负责养育。国内有本事的人，由国家供养，同时用礼义廉耻来宣教，培养百姓的德操。勾践本人亲自耕种， “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这样一来，老百姓都愿意为勾践卖命，都愿意早日跟吴国开战，报灭国为奴之仇。这就是惠的力量，勾践善于用惠，以三千越甲终于打败了吴国，成就了春秋霸业。

还有汉高祖刘邦，打进咸阳之后，与民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一切苛政，这就是宽，也是大惠，百姓一下子就归顺了。

惠，这是统治者行权的资本，在不能悭吝，要舍得，舍不得就得不到，这是很辨证的。所以，刘康公才说，惠以和民则阜。国家的政策让百姓得实惠，社会就太平，就和谐，百姓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而天下太平才是统治者最宝贵的财富，最辉煌的事业。

《易经|系辞传》里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宽、肃、宣、惠，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引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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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的四原则是宽、肃、宣、惠，臣道德四原则，相应就是敬、恪、恭、俭。其实，臣道的原则核心就是一个——顺。

敬，诚敬，忠敬，是从发自内心的崇仰，而不是做样子，不是敷衍塞责，不是口是心非，不发自内心就不是敬。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行老实事，即使去荒蛮的地方也没问题。因此，敬的基础是老实、笃实，老老实实的崇仰之心才是敬，虚伪巧饰的“敬” ，是阿谀谄媚，是不敬。是欺哄。只有发自内心的忠敬，才能让臣子承担君主交给的重任或使命，才能赴汤蹈火而不辞。

恪，是敬恪、勤勉、谨慎，是时时刻刻戒慎戒惧，慎终如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敬是对上，恪，就是严格检束自己，是慎独的修养，兢兢业业，没有丝毫的怠惰

恭，恭与敬、恪，在今天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春秋以前，与礼乐制教有关，表示在忠诚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合乎礼制规范的行为。恭而有礼，言行举止合乎规矩，合乎礼制。刘康公说“以恭给事则宽于死” ，而孔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 ，本质是相通的。

在宋朝有一个典故，宋神宗去世之后，他儿子哲宗少年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大臣议事的时候，都在太后那里，什么事也不跟哲宗讲，就好像没有这个皇帝一样，宋哲宗内心很不平，等到哲宗长大之后，就把司马光那一派人全都发配了，只有范纯仁没有受到处理，因为他每次奏事，先奏明太后，然后又向宋哲宗说明，虽然宋哲宗不主事，但表示臣子对君主恭而有礼。

俭，是生活上节用，珍惜物力。俭则固，生活节俭的人，一般都不张扬，安守本分。在事业上克勤，生活上克俭，就能做到足用。同时，安于俭朴的生活，也能克除贪著之心，贪心、贪欲消除了，才能真正做到笃实诚敬。子贡赞美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五项美德，可见俭作为一种修养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臣子都能尽其道，那么能与君主一体同心，什么样的工作、使命都可以担当，都能够胜任，都能做到鞠躬尽瘁。

刘康公从大原则上先做了一番铺垫，然后才具体分析鲁国那四位大臣情况。

“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庇。二子者奢，奢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 ”

季文子和孟献子两人都很俭朴，他们的用度就充足，用度充足就不会过度从百姓那里榨取财阜，他们的整个家族也就都能得到养赡庇护。而叔孙宣子和东门子二人生活奢侈，奢侈就是自奉太过，总觉得自己不够用，也就不会体恤到百姓生活的贫困匮乏，一味横征暴敛以满足私欲，更不会对百姓施予恩惠，所以，一定有忧患、甚至祸乱找上他们。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其中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奢豪侈靡，不恤匮，不懂施恩。孔子讲，富而好礼，这个礼就是要懂得恭俭，要懂得恤匮，不要奢侈太过，否则，就会像叔孙和东门两家一样，很快就会败亡。

刘康公把理论和推论都讲完了，周定王听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又追问：“你估计他们什么时候会出事？”

刘康公答道：“东门子地位不如叔孙子，但是侈靡的程度却超过叔孙，因此，东门子会更早出问题，他不大有机会侍奉两朝国君。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而奢靡超过他们，所以，他也出不了三朝。如果东门子和叔孙子能早点死还算好，如果活得时间久了，反而会积累更多的怨毒，恐怕会导致家破人亡得惨祸。 ”

刘康公与周定王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周定王八年，又过了八年，在周定王十六年，鲁宣公去世之后不久，东门子家族就被驱逐出鲁国。

到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也就是在刘康公预言之后的24年之后，鲁成公死后后两年不到，叔孙宣子一家也被迫流亡齐国。

刘康公的预言都实现了，他只需要对一个人生活上“俭与侈”的判断，就能推导出他们的命运兴衰，称得上十分灵验。

其实，不仅刘康公有这个本事，孔子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一旦君臣秩序被颠倒了，就易经进入了乱世，乱世之中的权臣本身就是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想在破坏了秩序之后维持自身的稳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多则五十年，少则三十年，都会败亡，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历史阶段，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例证。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周定王对刘康公的话那么感兴趣，那么想知道东门和叔孙两家何时败亡，就像急等着看热闹一样，却并没有反躬自照，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应当反省。结果，他只把这件事当笑话听，听完也就过去了，对正在衰朽中的周室毫无补益。

朝中有刘康公这么明白的大臣，朝政却还是庸庸碌碌，终于有一天，楚庄王带着大军兵临城下，还要问问一问九鼎的重量，把周定王的苦胆都下破了，东门子和叔孙子大概也会在某个地方怯怯偷笑吧。

历史总是用有自己的幽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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