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贺古道:秦汉时期重要的交通路线,保障了海陆丝绸之路的畅通


潇贺古道:秦汉时期重要的交通路线,保障了海陆丝绸之路的畅通

潇贺古道:秦汉时期重要的交通路线 , 保障了海陆丝绸之路的畅通// //

秦始皇雕像

潇贺古道”是秦汉王朝为加强对岭南的军事政治控制和基于大一统的目的而修筑、开通的;由潇水———新道———临水(贺江)构成 。 秦至唐朝前期 , 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 , 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 。 历朝统治集团 , 通过密置行政区、修筑城池、派重兵驻守等手段 , 以确保这一交通线的畅通 。 它的开辟 , 对于开发岭南地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 具有重要地位 。

一、“ 潇贺古道” 的形成及线路走向

路是人走出来的 , 它的规模与程度 , 体现了人类打破自然封闭、迁移并与其它族群交往、融合和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 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 , 由于人口稀少 , 经济落后 , “路”的发展极其缓慢 。 各种大道的修筑、开通 , 绝大多数都是缘于统治阶级和军事控制的需要 , “潇贺古道”也不例外 。 一般说来 , 大路通到的地方 , 必然是统治阶级能够控制或者直接施加影响的区域 。 他们在大道的关口要隘 , 修筑城池 , 驻扎军队 , 设置统治机构 , 管理当地百姓 。

据史书记载 , 早在三皇五帝时期 , 岭南的土著居民已经同中原的华夏族开始往来 。 《尚书·尧典》有“尧命羲叔 , 宅南交”《史记·五帝本纪》有禹“通九泽 , 决九河 , 定九州 , 各以其职来贡…南抚交趾”和舜帝“南巡狩 , 崩于苍梧之野 , 葬于江南九嶷 , 是为零陵”的记载 , 南交、交趾、苍梧都在五岭以南 , 表明中原的政治势力此时已经影响到岭南地区 , 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原此时有道路与岭南相通 , 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 。 春秋战国时期 , 随着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势力的扩张 , 楚国势力逐渐向岭南发展 。 楚悼王时 , 任用吴起为相 , 对内进行改革 , 富国强兵 , “于是 , 南平百越 , 北并陈、蔡 。 ”说明楚国势力已经伸入岭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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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雕像

那么 , 楚国的势力首先从哪里进入呢?通过对地理环境和一些史料的考察 , 可以明白 , 秦戌五岭之前 , 灵渠尚未开凿 , 中原势力向广西扩张 , 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由湖南进入桂东北全州、兴安的“湘桂走廊”;一是从湖南道州、江华通过都庞岭、萌渚岭峡谷进入桂东恭城、富川、桂岭的陆路大道 , 这些道路与水路连接后 , 一条经茶江与漓江汇合 , 另两条经富江和桂岭河至临贺古城汇合成贺江水路 , 俗称“潇贺古道 。 ”它是中原势力进入岭南最早的走廊之一 。 吴起进兵 , 走的主要是越城岭与萌渚岭之间的隘口 , 即后一条通道 , 到达今天富川、钟山、贺县、恭城一带 。 考古工作者曾在恭城嘉会乡出土了鼎、锫、缶尊、编钟、斧、凿、钺、戈、剑、车轼等33件青铜器 , 经有关专家确认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物品 , 其形制、纹饰与中原地区当时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 。 钟山、贺县也有类似文物发现 。 这些实物充分证明 , 秦以前中原文化是通过该通道影响岭南地区的 。

秦筑灵渠、统一百越后 , 为了加强对岭南的控制 , 新筑或重修了两条进入广西的陆路官道:一条由零陵经全州———桂林———阳朔———钟山;一条由永州经道县———富川———钟山;两路于钟山会合后直通苍梧 , 以作水路运输的补充 。 “潇贺古道”的陆路就是其中一段 , 它位于现在广西贺州市与湖南省永州市交界的南岭山脉间 , 越城岭在西、萌渚岭在东 , 中间是平坦的台地和小山丘 , 越过这一区域 , 即可进入岭南 。 “古道”共分两条:一是修建于秦朝时期的“新道” , 自湖南省道县双屋凉亭起 , 经江永县进入富川瑶族自治县境内的麦岭、青山口、黄龙到古城接贺江水路止 , 全程170公里 , 其中在富川县境内的约65公里 , 路宽1~1.5米 , 路面主要由鹅卵石或者青石块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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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贺古道示意图

一是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桂岭通楚古道 , 始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的大圩 , 经八步区的开山到桂岭镇 , 与桂岭河水路相接止 , 全长22.5公里 , 路宽2米 , 路面用鹅卵石和片石砌成 。 这两条道路经水路汇合于临贺古城(今贺街) , 然后顺贺江直下 , 向东可通珠江 , 出粤、港和东南亚地区;向西沿西江可入北流江 , 与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徐闻、合浦相通 。 因此 , 它是一条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的交通线 , 在沟通中原———岭南———东南亚的“海陆丝绸之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 上述材料清楚表明 , “潇贺古道”是在中原势力向岭南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修筑的 , 最初目的在于保证军事行动的需要 , 进而确保对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控制 。 客观上也为连接东南亚的“海陆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

二、“ 潇贺古道” 的航运价值及军事地位

在我国古代 , 陆路运输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和人力车 , 其次依靠人力肩挑和马驮 , 运力有限 。 因此 , 大多数货物依靠水运 。 岭南地处亚热带地区 , 濒临海洋 , 受季风影响 , 雨量十分充沛 , 河流众多 。 这里的居民依山傍水 , 熟悉水性 , 他们“刳木为舟 , 剡木为楫 , ”通过水路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 。 当时 , 从中原进入广西可借助的水路运输通道有两条 , 即漓江和贺江 , 习惯上说的就是“湘桂走廊”和“潇贺古道” 。 从西汉至唐初 , “潇贺古道”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 “湘桂走廊”通道 , 可借助的水运河道 , 最重要的是人工运河———灵渠 , 以及联结灵渠的漓江 。 灵渠 , 是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大军受阻于五岭后 , 为转运粮草 , “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修筑的 。 因用兵所急 , 无论从设计还是修筑工艺来考察 , 都不可能十分科学 , 其修筑肯定是粗糙简陋的 。

伴随着秦末战争爆发 , 赵佗拥兵割据岭南 , 封堵五岭通道 , 必然被废弃甚至破坏了 。 因此 , 到汉武帝时已经难以利用 。 所以 , 汉武帝建元六年 , 为统一岭南作准备 , 派唐蒙到南越摸底 , 经过考察 , 后来唐蒙上书汉武帝说:“南越…今以长沙、豫章往 , 水道多绝 , 难行 。 ”建议:“窃闻夜郎所有精兵 , 可得十余万 , 浮船江 , 出其不意 , 此制越一奇也 。 ”可见 , 灵渠开凿后使用时间不长 , 即无法再用 , 致使中原与岭南的水路交通断绝 。 其后 , 关于灵渠的重大修建 , 查找史籍 , 直到《新唐书·地理志》才有记载 。 此前的一些重要史籍如《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水经注》等都未提及灵渠 。 所以 , 朱契先生编纂《中国运河史料》 , 把灵渠列入唐代运河 , 是有相当道理的 。 至于东汉时期 , 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 , 自是夷通 , 遂为常路”的记载 , 有人说是重修灵渠 , 这没有大的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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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贺古道

因为 , 东汉时 , 零陵郡治已经迁移到泉陵县(今湖南永州市) , 处于湘水与深水(今潇水)的汇合处 。 唐代李贤注:“峤、岭也 。 夷、平也 。 ”故“开零陵 , 桂阳峤道” , 就是开辟零陵、桂阳二郡之间的山路 。 此路与潇水并行 , 而潇水古称深水 , 是湘江上游的一级大支流 , 《水经注·潇水》载 , “潇者 , 水清深也 。 ”发源于湖南蓝山县 , 流经蓝山、江华、江永、宁远、道县、双牌 , 至永州萍岛注入湘江 。 其中 , 江华、江永、道县都与广西东部连接 , 通过山间丘陵 , 可进入桂东的富川、桂岭等地 , 与临水(贺江)及其支流桂岭河相接 , 尤其是秦辟“新道”又直通富川 。 东西绵长的萌渚岭北端 , 是贺江支流桂岭河与潇水的分水岭 , 两水相距直线不到2公里 。 况且 , “临水可通巨舰 , 桂岭江水浅滩高 , 仅容小舟刀 。 ”具有较好的运输条件 。 灵渠不通 , 陆路行程到漓江比这里更远 , 且漓江河道礁多滩险 , “自苍梧、昭平、平乐至临桂 , 多属大滩乱石 , 水流势急 , 春夏则波涛汹涌 , 秋冬则水涸滩高 , 再自临桂、灵川、兴安、全州以至湖南之零陵 , 水路浅窄 , 又有陡河随时启闭 , 行走均属艰难 。 ”航运不便 。

因此 , “潇贺古道”自然成为秦末至唐朝前期中原沟通岭南最主要的通道 。 即使从商业贸易和对外交往的角度考察 , “潇贺古道”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东汉时 , 岭南输往中原的贡品 , 曾经走海路 ,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 , 泛海而至 , ”但“风浪艰阻 , 沉溺相系 , ”经常船毁人亡 , 路途艰险难行 。 航运条件较好的“潇贺古道” , 自然成为岭南贡品和海外商品、中原出口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 。 汉王朝开辟的“海陆丝绸之路” , 进出口货物大多从此通过 , 秦汉王朝的经济文化也由此得以向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传播 。 历史上 , 唐以前历代王朝对岭南发动大的军事行动 , 每次用兵都离不开“潇贺古道” 。 公元前221年 , 秦始皇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 , 分五路南攻百越:“一军塞镡城之岭 , 一军守九嶷之塞 , 一军处番禺之都 , 一军守南野之界 , 一军结余千之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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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岔山村

“九嶷之塞”就是今天的萌渚岭 , 通过其间的低矮山谷 , 可以进入贺州的富川、钟山 , 并沿贺江直下 , 可达珠江并东出大海 。 虽然此次进兵未能迅速平定百越 , 但是“潇贺古道”的军事价值已经明显地凸现出来 。 因此 , 当秦平定百越后 , 即在原有小路的基础上 , 重新修筑或者拓宽为沟通南北的陆路“新道” , 成为从湖南道县经江永、广西富川、钟山到达苍梧的驿道之一 。 而且 , 该路在进入富川境内不远 , 即与临水相接 , 可乘船顺流而下苍梧 , 直取桂东、粤西 , 并沿珠江掠取岭南各地 。

因此 , “潇贺古道”是秦朝沟通岭南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 道路所及的广大地区 , 也正式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 。 秦朝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各种措施在军事力量的保障下开始在岭南实施 , 瓦解了岭南的原始社会或者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奴隶社会 , 促使整个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 , 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 , 并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产生积极作用 。 西汉元鼎五年 , 汉武帝发五路大军讨伐南越国的吕嘉叛乱 , 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 , 出桂阳 , 下汇水 , 主爵都尉杨仆为戈船将军 , 出零陵 , 或下漓水 , 或抵苍梧 , 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 , 发夜郎兵下江 , 咸会番禺” 。 传中提到汇水通四会 , 《后汉书》则把它注解为湟水 , 在今广东连州 , 可见伏波将军出兵时 , 有一路应该走“潇贺古道”桂岭段 , 过鹰阳关进入连江 , 然后顺江直下番禺;还有一路就是从湖南道县至钟山的水陆兼程路线 , 沿贺江 , 下珠江直趋番禺 。 后来 , 光武帝刘秀派兵平定交趾的“二征”起事 , 也同样走这一道路 。 因此 , 经过秦、汉王朝对岭南用兵而修筑、改造的“潇贺古道” , 成为沟通岭南与中原最重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要道 。 对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 , 强化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 保障“海陆丝绸之路”的畅通 ,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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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贺古道

三、历代王朝注重控制“潇贺古道”

“潇贺古道”既然是中原通往岭南最重要、最便捷的交通要道 , 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价值 , 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 。 因为“从道州风驰于富川 , 临贺之郊 , 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 。 ”历代封建王朝 , 都十分重视对“潇贺古道”的控制 , 并在古道的要冲修筑城池 , 派重兵进行防守 , 以保证对这一通道的有效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 。 根据考古发掘 , 目前已经确认的广西秦汉古城遗址 , 主要有兴安的秦城遗址、城子山古城址 , 全州的洮阳城址、建安城址 , 灌阳的观阳城址 , 贺州的临贺、封阳城址 , 宾阳的领方县城址 , 武宣的勒马古城址等 , 基本上分布在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交通线上 。

贺州以一个小小的区域 , 居然占有九座古城中的两座 , 且临贺、封阳两座古城遗址均处于贺江河旁 。 封阳古城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80米 , 残城墙高约4米、厚10米;临贺古城址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80米 , 残城墙高约1.5米、厚3~4米 , 两城均具有相当规模 。 此外 , 在贺江与珠江汇合处 , 还有今属广东的封川古城 , 三城均处于流域的小盆地内 。 水运交通十分便利 , 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交通考察 , 其布局都比较合理 。 足见“潇贺古道”这条秦汉时期拓展的、由中原通往岭南的主要水陆交通线的重要 。

中原地区的人员和物资 , 逆潇水而上 , 转陆路通过萌渚岭进入贺江 , 然后即可南下苍梧 , 东趋番禺、出大海;西通云、贵 , 南可达交趾 , 纵横整个珠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 位置十分重要 。 汉武帝统一岭南后 , 设交趾刺史部 , 辖下的苍梧郡领十县 , 即广信(郡治)、谢沐、高要、封阳、临贺、端溪、冯乘、富川、荔浦、猛陵十县 。 其中广信、封阳、临贺、冯乘、富川、谢沐六县密集地排列在苍梧郡中央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的贺江流域上 , 构成全郡的主体 , 郡的两翼东有端溪、高要 , 西有猛陵、荔浦做拱卫 。 而西汉在整个岭南地区仅设置32个县 , 贺江流域占6个 , 表明其地位相当特殊 。 相比之下 , 西汉的南海郡占广东半壁江山 , 只有六县 , 布局稀疏 。 而另一重要通道漓江流域 , 从上到下仅设置始安、荔浦、广信三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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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贺古道

之所以如此 , 究其原因 , 当是灵渠年久失修 , 漓江的航行条件不如贺江(临水)好 , 因而其地位也不如贺江重要 。 东汉后期 , 岭南百姓进行多次反抗斗争 , 其作战中心主要集中在苍梧、桂阳等地 , 从侧面证明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三国时 , 贺江流域境内设置有谢沐、封阳、临贺、冯乘、富川、建兴、新宁、广信七县 , 控制着由粤西进入湘南、中原的水陆通道 。 南朝时 , 贺江流域也是政府设郡县最多的地方 , 表明这里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冲 , 是统治集团巩固岭南统治和向海外扩张的咽喉要道 , 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 , 通过政权建设来保障交通线的畅通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 临贺古城 , 也逐渐成为粤西、桂东的政治、军事中心 。 唐朝时 , 对灵渠进行重修 , 由于灵渠通航和漓江航运条件的改善 , “潇贺古道”的地位有所下降 , 但依然重要 。 明朝在贺江流域内设有4个千户所 , 占当时全广西19个千户所的五分之一强 。 历朝大的军事行动 , 这里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

参考文献:《史记》、《淮南子》、《后汉书》、《广西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