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元祐新旧党争与车盖亭诗案——致使北宋迅速衰败

宋神宗的新政虽然持续推行了十七年，但是成效有限，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财务上宽裕了，法令执行却有不能贯彻的地方，也有被曲解滥用的地方，导致民心不安，甚至引起民怨。又对西夏战争的失利，死伤兵民数十万，国力也为之耗弱。

神宗去世，哲宗以十岁冲龄继位，乃由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神宗母）垂帘听政，高氏长期在宫廷观察历任皇帝施政，对其公公仁宗时期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情景颇为怀念，向往保守稳重、雍熙和睦的政风，于是积极召回旧党大臣，陆续废除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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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画像

尤其是见到自己的儿子神宗的宵衣旰食，却因征讨西夏失败，抑郁而终，深觉哀痛，一心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于是听任旧党大臣施政。首先召回司马光为相，由司马光主导，陆续召回吕公著、范纯仁、梁焘、文彦博、吕大防、刘挚、苏轼、黄庭坚、孙觉等人返回中央，新党人士一概斥逐，新法一一废止，这种清一色由旧党主持中央政权的局面，后代称为元祐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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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

因为熙、丰时期，旧党人士大致都被排挤在外，偶然被神宗召回，也不过居于备员的地位（也是神宗异论相搅、互相制衡的策略运用），实际政令皆出于新党诸人，政权也多由新党操持。新党诸人并不尊重旧党老臣，司马光等旧党人士在元祐初期回朝之后所持的心态，不再只是由政见之异同而分出彼此，更是由从前的不满转生怨恨，而更化正是报复的好时机，凡是新法一概要废除，凡是新党诸人一概要拔除。

虽然旧党中也有些人察见新法实施多年后的成效，以为不可以完全废除新法，如苏轼对新法所致的成效还是有所肯定，对从前的偏见有所忏悔。《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十一＜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八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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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范纯仁自熙宁之初就强烈反对变法，到了元祐时，则极力反对司马光尽改新法，比如在役法的问题上，力主保留新法；在青苗钱问题上，认为“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 ”但是在报复心切的守旧大臣主导下，新法一概被抹杀，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元祐元年，闰二月罢青苗法。施行已久，一部份已经著有成效，国家税收增加到可以抵二十年所用、人民才逐渐熟悉的新法，戛然终止，北宋的国政乃从此走上紊乱衰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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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雕像

元祐元年（1086）六月，诏授吕公著尚书左丞，公著乃推荐孙觉、范纯仁、李常清、刘挚、苏轼、黄岩叟等人。司马光除推荐刘、范二人，还推荐赵彦若、傅尧俞、唐淑问、范祖禹等人，以为以上诸人都可寄予大任，另外又推荐吕大防、王存、李常、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范纯礼、苏辙、朱光庭等人，以为可以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司马光并建议应咨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要求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以上所有名单上人物，绝大部分都是仁宗、英宗朝的大臣，都是在熙、丰年间被排挤退出中枢的旧臣。这些人从优点方面看，大致是稳重保守，品德上比较没有瑕疵，思想上尊重儒家传统；但是从缺点上看，是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而且过于保守则对时代的变迁感受性不足，应变的能力也就较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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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赵煦

在此同时，蔡确还在担任左仆射，韩缜是右仆射，张璪任中书侍郎，李清臣为尚书左丞，章惇为知枢密院事，执政大权还掌握在新党人的手中。旧党诸人视之为眼中钉，力加攻击，于是蔡确先罢政，出知陈州，旋改亳州。司马光正好接替所遗下的相位，仍兼门下侍郎。接着章惇罢官，以正议大夫知汝州。吕惠卿先降为光禄卿，续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张璪也被罢斥，李定谪放滁州。新党人物斥逐殆尽。

元祐二年（1087）二月，前宰相蔡确继去年贬知陈州、亳州后，又因为其弟蔡硕纳贿，受牵连而谪守安州。朱彧《萍洲可谈》卷一称：

蔡持正自左揆谪知安州，尝作安陆十诗，吴处厚捃摭笺注，蔡坐此贬新州。

蔡确这十首诗无论究竟有无怨恨讪谤意，吴处厚却以己意加以曲解笺注。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四谓：

知汉阳军吴处厚与确有隙，因解释其语以为讪谤，且论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武后事，指斥东朝，上之中书。于是台谏言确怨谤，乞正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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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盖亭风景区

旧党对新党的报复心理，在这次蔡确＜夏日登车盖亭＞诗案中显现无遗，报复的手段就是将诗里偶然提及的古人古事，自行解释成影射毁谤宣仁太后。于是台谏顺此上章弹劾，要求治其罪。元祐四年（1089）五月，遂再安置蔡确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贬谪至此，无疑欲置之死地。果然四年都不予以改郡，蔡确终于死于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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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登车盖亭诗其中两首

这十首诗究竟有无讪谤？细查诗意应该不至于敢讪谤，只有隐隐然流露对政敌不满之意而已。以下将＜夏日登车盖亭＞诗其中的五首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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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处厚怎么解释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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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处厚用这种手法奏上，宣仁太后因而大怒，才有蔡确新州之贬。细观上引五首诗，第一首全然是怡然自适心境的描写。

第二首勉强可以指出有“怨憎小人”之意处，即第二句所言“入眼兼无俗物憎” ，勉强可以将“俗物”射为“小人”；第三句“何处机心惊白鸟” ，引用庄子“有机心则白鸟知惊”的故事，或许用以暗讽世人（盖指旧党）心机之重，但是实不可明揭；末句“谁人怒剑逐青蝇” ，以诗经“青蝇”之指小人，喻亟欲逐却小人之意，似乎可以算是讥刺之语。

第三首诗其实也显露出闲适之心情，只末句“波间逐队小鱼忙” ，可以勉强傅会成嘲讽小人成群。第五首将“沉沉沧海会扬尘”傅会成“天下不宁” ，或进一步引申成“沧海桑田，人不长久”（吴处厚所谓“人寿几何”），解得极牵强，如此猜测，都是有意引导观者宣仁太后心中的不快。

真正引起台谏群起而攻之的，就是吴处厚特别把第四首诗“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二句，硬牵扯说：“确指武后以比太后” 。这样的傅会曲解，却成为台谏把握的最有力武器，一意的攻击蔡确讪谤宣仁太后。元祐四年五月，蔡确自己辩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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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说已经极为清楚，宋神宗把政事交托给自己的母亲以辅助子孙，和唐高宗想交付皇位给武后，事情根本不相类。而且蔡确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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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确自己推赞太皇太后听政，怎么会自己批评自己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蔡确的诗并不像吴处厚所说的那么狂悖才是，但是，旧党诸人还有许多人执意要害他。右正言刘安世即不稍宽贷地说：

“确罪状着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为之地耳！”

于是台谏故意激怒宣仁太后的阴谋终究得逞。次年，梁焘虽然想为他缓颊，却毫无作用。范纯仁也为如此不择手段地诬陷人，还将蔡确贬至岭南之地的作法担忧，深怕将来旧党也难免遭此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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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登车盖亭》北宋·蔡确

“车盖亭诗案”不是单纯独立的事件，论远因，就是“君子、小人不可并处”观念的产物。论近因，就是旧党份子报复心态的典型事件。此案影响之大，历来都以为是此后旧党一失势即不复振起的关键。盖以诗文得罪，前有乌台诗案，苏轼还自己承认对朝政有所批评，神宗虽有所宽赦，贬谪已不算轻；有此前例，恶斗又更加激烈，蔡确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那里敢再妄为抨击，并且还讪谤太皇太后？

细究诗意，事理又不相类。蔡确诗中即使有怨恨小人（旧党）之意，恐怕也难以指明是何人，他的被祸，应该是整体情势激化所造成的，新、旧二党的水火不容就再也无转圜的余地了。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苏轼全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萍洲可谈》

《四库全书珍本别辑》

《宋史纪事本末》

《全宋诗》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