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还是必然？“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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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认为，只有东晋才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时期，这时，政治模式表现为士族与皇权共治。 “王与马，共天下”是其典型表现，也是东晋王朝南方立足的基础。那么这个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永嘉南渡，晋政权的南移，又与这种格局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东晋王朝的建立，也许正是源于该格局下的一次无意之举。

一、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

东海王司马越是整个八王之乱的收尾者与最大赢家，他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位参与者。司马越是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他的受封是很晚的事，一直到八王之乱伊始，才因诛杀杨骏有功而被封为东海王。之后诸王的争夺中，他也默默无闻，没有卷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一直到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河间王与中央的长沙王对峙之时。司马越才真正登场，他一锤定音，选择帮助前者，改变了诸王势力的格局。他也成功跻身权力中心，被加官尚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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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势力图）

这时，有实力能够决定时局的只剩下成都王、河间王与东海王。成都王势力最大，且被封为了皇太弟，于是日渐跋扈。在晋惠帝的受命下，司马越北征成都王所在的邺城，却在荡阴被石超所击败，逃回自己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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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三国》八王之乱海报

司马越以徐州为大后方，养精蓄锐，逐渐积蓄自己的实力。他却有着自己的缺陷，他并非是皇室近属，其父司马泰是司马懿的兄弟，所以司马越只是皇室的旁支。这导致了司马越的号召力有限，只能通过笼络关东士族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关东地区世家大族较为集中，社会基础强大，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马越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越和王衍达成了某种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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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名士形象）

王衍是关东士族的领袖，年少时，晋武帝问王戎：“夷甫（王衍的字）当世谁比？”王戎答道：“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可见王衍的声望。同当时的名士一样，王衍也以清谈玄学而闻名， “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 ”当时的人给他称号“口中雌黄” 。王衍以名士标榜，却处处关心政治，也一直处于政治高位，在政界也处处左右逢源，拥有一大批政治资源。司马越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且王衍郡望同东海国临近，双方于很多场合都有交集。

于是，王与马之间形成了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借助王衍的士林领袖地位，帮助他网罗名士，提供支持；而王衍则借助司马越的权势和皇族身份，为王家提供官位权势。这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

二、王与马格局的扩大

司马越战胜河间王、成都王以后，同王衍一起，成为了西晋朝局的实际掌控者。史书上描写他：“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经历八王之乱后，中原地区经济凋敝，一片混乱。少数民族将领石勒与刘渊也是常常威胁洛阳，搞得人心惶惶，迁都呼声强烈，王衍不得不卖掉牛车安抚民心。

当时全国政治形势是：“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 。司马越与王衍，出于多方的考虑，为自己的大本营徐州，物色了一位管理者，开创了另一对“王与马”的政治关系。司马越物色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东晋的创始者，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为什么司马越会选中司马睿，这里面有几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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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像）

首先，两人有着一定的历史关系，在司马越征讨成都王司马颖时，司马睿就在司马越军中。司马越遭遇荡阴之败后，司马睿虽然被俘，但仍潜逃回洛阳投靠司马越。可见司马睿一直支持司马越阵营，可以看作皇室中司马越的心腹。其次，司马睿封地琅琊国，与东海国临近。更重要的是，王衍王氏的郡望就在琅琊境内，司马睿同王衍族弟王导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司马睿在当时势力薄弱，还只是一个“恭俭退让”的小藩王，其策略谋划都由王导完成， “帝之在洛阳，导每劝令之国” 。这对于地方上“王与马”的政治平衡，拓展“王与马”为基础的政治格局更是具有先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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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剧照）

有了这两层优势，司马睿在众藩王中脱颖而出，被司马越委以重任，被加官辅国将军，安东将军等职，并于司马越西进后镇守徐州。王导也继续担任其政治核心，被封为安东司马，并且“军某秘策，知无不为。 ”这样，在中央洛阳和地方徐州，双双形成了“王与马”的政治格局。不同的是，洛阳是以司马越为核心，而徐州则以王导为中心。

三、狡兔三窟，南渡江东

司马越与王衍，并无心真正经营洛阳，当时元帝仍在，中央对其不满反抗也在增加。王与马的真正意图，是以齐楚徐州之地为基础，达成自己的霸业。

王衍考虑更为周到，为司马越提出战略：“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 ，并谋划了狡兔三窟，作为自己的势力基础。王衍将其弟王澄安排到荆州，其族弟王敦安排到青州，自己留守洛阳，认为这足以成为三窟。当时的人很鄙夷这种做法，但从后面历史来看，王衍这一步棋也有着一定前瞻性。

永嘉元年，王导司马睿南渡江东，开创了东晋王朝的基础，但这或许并非是司马越的本意。从王衍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三窟并没有包括王导与司马睿，也没有想到成于江东，司马越更是没有南渡的意图。那么司马睿南渡到底有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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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军队）

司马越和王衍其实早有东归徐州之意，将士们也归乡心切。所以，司马越诛杀王延后，洛阳人心浮动之时，其以征讨石勒为借口带兵东归。既然司马越要东归，司马睿则必须为其让开位置，所以其南渡离开徐州也是必然。史书记载：“元帝镇建业，裴妃之意也。 ”这个裴妃，乃是司马越的王妃裴氏。又有“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业” 。可见，司马睿南渡是多方谋划的结果，其幕后主使就是司马越与琅琊王氏。

从军事政治上，南渡增加了司马越的势力范围，但并没有将其看作霸业的基础。王导与司马睿的南渡，更直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利用江东财富，以支持中原坚守的司马越。江东地区在八王之乱中遭受破坏较小，相对来说较为富庶，对于司马越是一个现成的金库。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之时本就有漕运任务，南渡时顺泗水、山阳渎、过长江，更是继续打通江南和中原的运河线。如此一来，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组合就在江东立足。而在中原的司马越，这时却发生了意外。

四、中原倾覆，东晋建立

司马睿南渡后四年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越在征讨石勒过程中病逝。王衍带兵逃跑途中正撞上石勒大军，被俘虏杀掉。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被刘聪杀害，西晋就此灭亡。同年，司马睿在建业称帝，东晋王朝开始。

司马越与王衍并无南渡之意，无意之间给了王导和司马睿独立发展的空间。两人在江东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拉拢当地的世家大族， “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 ，在王导的积极努力下，江东士族接纳了南来了晋室。对于永嘉南渡的中原士族，王导也极力拉拢，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在王导策略中，江东一定是成大事的地方，能得到中原士族无疑争取了一份话语权。就这样，在王导为主的士族苦心经营下，江东成为了晋室最为稳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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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地图）

司马越病死突然，王衍又不幸被俘，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利用他们另外的两窟就身首异处。八王之乱，晋宗室所剩无几，拥有王导为首士族支持的司马睿成了仅存的合法继承人，被士族推上皇位。以“王与马，共天下”为典型的士族与皇帝共治的门阀政治，在江东延续了103年。

文史君说：

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看似是因为司马越的偶然谋划，但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汉代兴起的地方豪族发展到魏晋时期到达了势力的顶峰。以宗族体制为表现的士族，在政权稳定时与皇权会达成某种平衡。而中央政权不稳定之时，他们趁机发挥自己社会力量，使得政治天平偏向他们，这也就是东晋时期产生门阀士族和皇权共治的原因。

放眼更宏观的角度，西晋政治的动荡是汉魏政治弊病的结果，门阀士族兴起是发展大势所趋。伴随而来的是种种病态的表现，中国历史又开启了一个大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南北分治成为了不同政治模式的试验场，南方士族在自己的缺陷之中衰落，北方民族融合为新的体制注入了血液。就在这样的动乱变革中，中华文明才能自我更新，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飞跃。

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三联书社 2015年版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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