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从汉武帝“尊而不用”到汉宣帝“用而有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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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承袭秦朝的政制，但由于秦朝存在时间较短，且国家体制尚处在探索阶段即灭亡，制度之不完善，可想而知。所以，汉朝的国家体制与秦朝灭亡时的水平处于同一阶段。

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的统治者均崇尚黄老之术，以“无为而治”为国家施政之本。当汉武帝即位之后，情况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造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汉武帝即位之前一直致力于师学，得益于颇好儒术的舅父田蚡、太子少傅王臧的影响，对儒学颇有好感，即位之初，即有意更改汉初以来一直遵守的“无为国策” ，但碍于祖母太皇太后窦氏而谨小慎微。

汉武帝勤学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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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元元年，即下诏群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且由天子亲自考试，结果许多研习儒学的士子被录取，并入朝为官，其中以儒学大家董仲舒最为有名，且任用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儒士申公为太中大夫，做顾问，可见汉武帝对儒学之认同已经到了何种境地。

但汉武帝的宠臣却操之过急，改革步伐过于急速，令既得利益者忧心忡忡，纷纷致书对黄老之学颇为重视的太皇太后窦氏，请求其出面干预，但苦于无干政的理由，一直隐忍不发。

汉武帝建元二年，王臧、赵绾欲加速改革，同时为了控制年轻的皇帝，并避开太皇太后窦氏的监管，竟然荒唐地建议“朝中大事不必事事请示太皇太后” ，恰好给太皇太后窦氏以过问朝政的口实，王臧、赵绾被迫自杀。

太皇太后窦氏出手干预儒术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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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汉廷一改汉初“无为政治” ，而有条件地接受儒学，用以服务于强化中央政权。

“历史倪说”认为，虽然儒术对汉武帝影响颇深，且其即位之后大力推崇，但却并未真正为统治阶级广泛采用。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虽然来自民间，但一朝为帝，其执政理念与汉武帝惊人地相似，即坚持汉家以“霸王道杂之” 。更重要的是汉宣帝不但秉持汉家以“霸王道杂之”的观点，而且在身后事的安排上也有意为之。

一、汉武帝对儒术尊而不用

汉武帝一生行事可谓多彩多姿，却也充满了矛盾，他尊崇儒家的，但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的做事风格与儒家倡导的处世态度格格不入。汉武帝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与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

汉武帝虽然亲近儒者，但是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却又不交由儒家来担负。汉武帝时期，儒家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自然与儒家拘泥于形式，与其好大喜功的性格，无法配合。

汉武帝雄才大略常感儒术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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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汉武帝使用得心应手的官吏，多是来自“言利任法”的法家。比如，虽然来自儒家的公孙弘任丞相之职，但其实际仅仅是一位文法吏，儒术仅仅是汉廷的一个招牌而已。当时的儒家对于国家大事起不到任何决定作用。

汉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操纵在御史大夫手中。汉武帝晚年情况日趋明显，当时任职御史大夫的，多来自法家，以赵禹、杜周、桑弘羊为代表，他们大多有过人的办事能力，做事雷厉风行深合汉武帝心意。

汉武帝对儒尊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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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是外表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汉武帝对儒家只是停留在“尊”上，却无法派上用场。

二、汉宣帝对儒术用而有抑制

汉宣帝的太子刘奭性格仁厚，且以酷爱儒术。太子刘奭见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借与汉宣帝共同进餐之机，谏言应避免过于依赖刑法官吏，而重用儒生。

汉宣帝对太子刘奭的谏言非但未褒赏，反而十分生气。汉宣帝明确告知太子刘奭，汉家本来即以“王道”与“霸道”‘兼用，而非如周朝一般，仅有“礼义教化” ，且儒家有时不识时务，喜欢以古论今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分清何为“名” ，何为“实” 。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忧心身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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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刘奭的谏言令汉宣帝对身后之事忧心忡忡，即做出一番安排。

黄龙元年，汉宣帝卧病在床，担心汉家天下所托非人，即着手挑选辅政大臣，立即召出身外戚的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来到宫中，并当即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朝政，主管尚书事务。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萧望之、周堪因为是老师而被尊重。萧望之、周堪屡次在闲暇入见天子，讨论治理国家的方略，陈述为君王服劳的事。

萧望之加速影响汉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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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作谏官，其中出身宗室、明经达学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给事中，侍中金敞为拾遗。汉元帝即位之初，为了稳定朝局，不便更换朝廷重臣，仅让刘更生出任宗正，掌管王室亲宗的事务。但是萧望之、周堪、刘更生、金敞四人同心谋议，以古制劝导汉元帝刘奭，提出许多匡正的建议，且多被采纳。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汉纪二十》：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汉纪二十》：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喜好儒术的汉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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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有意安排乐陵侯史高为辅政大臣，起到牵制儒学之士的目的，但却无法阻挡儒家的崛起，自此之后儒家开始逐渐得势，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