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最火！《长安十二时辰》追剧必备历史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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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最火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备受追捧和好评的原因，是它在这个粗制滥造、满是狗血的环境下拿出了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从剧本到镜头到演员甚至到服装道具、动作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足够用心。剧中出现重要人物、机构和相关信息时，还会有一句简短的介绍，硬是拗足了造型把一部网剧打造成了历史剧，虚虚实实，以致于很多机构、人物生平和情节，都让观众真假难辨——比如四字弟弟所统领的靖安司，历史上真的存在么？比如张小敬所任的不良帅，是否真的有如此的威望和号召力？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平日里大家都恨不得设置成1.5倍速度，现在希望变成0.75倍。所以，小编在同大家一起追剧的同时，从《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摘录了一些历史背景知识，分成几期与大家分享，大家读完，或许可以从剧中得到更多不一样的感受。

《长安十二时辰》剧情的时间起点，为唐天宝三载上元节西市开市之时，一队狼卫冒充商队混入了长安城。天宝年间、上元节、西市开市，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景象，我们不妨来读一读：

天宝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开元时期是盛世，天宝时期是乱世，即所谓“开元之治”和“天宝之乱” 。实际上，开元和天宝作为唐玄宗统治的两个阶段，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政治风气上的，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开元和天宝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天宝比之开元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可以称之为“开天盛世”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那么这个“乱”的局面是天宝以后的事情，因为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就不是天宝年号了。至于说天宝时期埋伏下了安史之乱的根源，那么这种根源是从开元时期就已经埋伏下了的。所以，开元和天宝可以在整体上称之为隐伏着危机的盛世。

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方面。经济实力主要包括人口、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国家的赋税收入和仓库贮存量等因素。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人口就是生产力，是衡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力盛衰的重要标志。开、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的 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增加到 706万户，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 891万余户， 5291万余口。这仅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其实官方户口统计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尽管中央政府不断下达强化户口管理的敕令，但括户远未括尽隐漏户口，如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所指出的，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 ，认为天宝末年未登记的隐户占全部户数的 1/3 。学术界对于唐代的户口数的估计，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基本同意杜佑的看法，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种种推测。最高的估计来自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他推测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1.4 亿；汪篯则认为隐户在300万～ 400万户之间，英国教授普利布兰克认为口数在7000万以上，胡焕庸等编写的《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则说总人口接近 8000万。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

开、天时期的耕地面积，根据杜佑的统计，国家控制的交纳地税的耕地达到 620万顷。单位面积产量，根据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到的关中地区“ 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产量在一至二石之间，因为唐代的地租率一般为 1/2 。

在唐人的记载中，亩产一石粟是普遍的情况，唐代一石合今81市斤，一亩合今0.783市亩，折合成今制，唐代亩产一石粟，就是亩产103市斤。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唐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却是事实。按照胡戟先生的推算，开、天时期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亿石，合今近 500 亿市斤，平均每人占有量达 700 市斤。平均每户占有的耕地，大体在六七十亩，人均产粮量在 800 至 900斤之间。这是盛唐人口、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三者之间一个很好的比例，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

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杜佑在《通典·轻重》中记载，天宝年间国家仓储的粮食达一万万石。具体每年收入的情况，杜佑说， “ 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 ……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不在其中”；开支则要少得多， “ 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钱则二百余万贯”（《通典·食货六》）。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有学者对唐、宋两代的经济实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纯粹数字上的计算来看，唐代即使在开元天宝时期，其财力也远不如宋代那样丰厚，但是唐代国势却明显比宋代居于鼎盛状态，其原因在于唐代开、天时期的财政状况优于宋代，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节余，而宋代的财政状况并不理想，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是不可救治的痼疾。

所以说，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开、天时期鼎盛国势的重要表现和基础。还在开元年间，国家府库就是“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唐语林》卷3）。天宝八年，宰相杨国忠为了向玄宗表功，多次奏请 “ 帑藏充牣，古今罕俦” ，唐玄宗带领百官参观了贮藏天下赋调正税钱物的左藏库，向他的臣下炫耀国家的富足，并毫不珍惜地大加赏赐。《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评论说“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 。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 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

在军事力量方面，开元天宝时期也有了极大的增强。首先表现在军事体制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唐初继承自西魏北周以来实行的府兵制，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变化，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府兵制已经成为制约军事发展、影响战斗力的制度。全社会性的逃避兵役导致兵源枯竭，戍边卫士的逃亡使得边防军队战斗力低下。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将边境驻防军队从 60 万中裁减 20 万，因为在编的军队虽然数目巨大，但在御敌制胜方面没有什么战斗力，只是“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 ， “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 ，裁减 20 万使之归田务农。同时，为了改变关中军府 “人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唐会要·府兵》）的状况，决定停止府兵番上宿卫，利用国家积累的大量财富，采取招募的办法，解决京师宿卫问题。开元十一年在长安附近诸州招募强壮12万，分两万人轮流宿卫京师两个月。此后，征行戍边的任务也逐渐以募兵取代府兵。通过这些改革，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开元后期应付日渐增多的边境战争的强大后盾。

军事力量的增强还表现在边疆防卫体制的完善。到天宝元年之前，在东北、西北、西南的边境上先后设置了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治幽州，今北京西南）、河东（治太原，今太原市西南）、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陇右（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九个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这是根据当时边疆形势变化而做出的必要的调整，对于提高边防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积极的意义。至于后来节度使势力膨胀，以致对抗中央，并非其必然结果。

为了加强军事实力，玄宗还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在武则天时期通过屯田解决边疆军粮供应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边疆屯田的经营管理制度，加大对屯田事业的投入，到天宝年间基本解决了边防军粮的供应问题。

据《通典·食货二·屯田》的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的总收成是 193 万余石，包括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等大军区在内的边防军中，屯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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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节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观灯，相传始于汉代，最初是宫廷豪贵们的一种游赏活动。他们高悬彩灯，轻歌曼舞，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隋唐五代时期，这种传统继续保留下来，不

但在宫廷，而且逐渐在城乡流行，成为全民性娱乐活动。

《帝京景物略·灯市》记载：“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日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 ”这表明唐明皇时，正式确定元宵节前后三天都要举办灯会。这种风气，世代相传以至于今。

其实，上元观灯之盛绝不是始于玄宗时代，隋炀帝时观灯活动已很盛行了，炀帝除了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举办规模盛大的观灯盛会之外，还要举行各种百戏表演。《隋书·音乐志下》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 ”其中尤以大业二年（606 年）为招待突厥可汗来朝而举行的元宵灯会最为盛大，这次活动“ 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 ，节目有走索、顶竿、扛鼎、舞轮、举重、幻术、歌舞等， “千变万化，旷古莫俦” 。

到唐代，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上元观灯仍很盛行， “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刘肃《大唐新语· 文章》）。当时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记载这次放灯盛况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 郭利贞有诗赞道：“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灿漫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 ”（《全唐诗·上元》）从中可以想见中宗朝观灯活动规模之盛大。中宗晚年曾于元宵夜与皇后韦氏微服“ 观灯于夜里，又纵宫女数千出游，多不归省”（《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可见中宗是个非常爱玩的皇帝。

唐睿宗、玄宗父子都热衷于上元观灯，特别是在唐玄宗时期，将上元观灯制度化，从而把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唐玄宗的大力提倡，上元观灯这种活动迅速普及推广到全国各地。扬州向来为繁华之地， “灯烛华丽，百戏陈设，仕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牛僧孺《玄怪录》卷 3）。就连远在边陲的偏僻之地西凉州在上元夜也大设灯会， “烛灯十数里”（《明皇杂录》逸文）。

这种风气影响到民间，推动了民间灯会的开展，形成了民间比灯赛灯的风俗。当时， “ 洛阳人家上元以影灯多者为上，其相胜之，辞曰千影万影” ，这已经是民间以放灯来互相争奇斗胜，比试夸耀了。这也进一步激发了老百姓的参与意识，使得上元灯会这种健康的民俗活动代代相传，以至于今。

上元观灯，虽因安史之乱及唐后期的藩镇割据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大都市一直还在举行。白居易《长安正月十五日》诗描写了中唐以来“ 明月春风三五夜” 的长安， “ 喧喧车骑帝王州” ， “万人行乐”的观灯盛况。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诗也描写了当时长安灯会的盛况，诗曰：“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除长安外，像扬州以佛寺灯会为代表的民间赏灯观灯盛况更加热烈。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在扬州目睹了上元放灯的盛况，并且作了详细记载：“ 正月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寺里燃灯供养佛，兼奠祭师影。俗人亦尔。当寺佛殿前，建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侧皆燃油，其灯盏数不遑计知。街里男女不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灯之前，随分舍钱。 …… 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 …… 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千灯。其匙灯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许。并从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为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 1）。由此可见，上元观灯盛会终唐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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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

唐代继承隋制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州治和多数县治都设市，进行商品贸易，并设置市令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的管理和商税的收取。为了便于管理，市内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都要集中在同一区域内。当时规定非州、县治所在，不得置市， “ 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车驾行幸处，即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其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唐会要·市》；《唐文拾遗·检校市事敕》）。大中五年，宣宗下敕 “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唐会要·市》）。政府对坊市管理相当严密， “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唐六典·太府寺》）。京师如此，地方市也不例外，州县“市令丞，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 （《唐六典·州县官吏》）。

由上可知，唐代坊市是沿用历史上的一种传统贸易制度，其对市场设置的条件要求、申报程序、时间限制、管理办法、官员配备、处罚条例等，均有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制度，系 “日中为市”的继承和发展。隋代“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 。尽管肆店行铺林立，但政府对其限制较严，如少数民族或外籍人入市时，须取得皇帝的批准。隋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 “ 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瑰货充积，人物华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啖，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浸以为常”（《太平御览· 居处部十九》引《西京记》）。这里明显的有粉饰太平、满足炀帝天朝上国虚荣心的成分在内，但政府可以对市肆建筑、装饰乃至价格进行强行规定，少数民族或外籍人能否进入也由政府最后决定的史实十分清楚。隋代东京市内有 120 行、3000 余肆、400 余店。唐代长安及洛阳的坊市繁荣超过了隋代，长安东市、西市为工商区，区内店铺密布，临街而设，有 220 行之多。当时商行有行头或行首、行老，官府通过其控制商人行头甚至对坊市内 “ 幽房闺稚无不知” （《酉阳杂俎续集· 支诺皋下》），政府对坊市控制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长安如此，东京洛阳的商市也十分繁荣。唐代洛阳有南、北、西 3 市，市场店肆棋布，货物山积。另外如扬州、益州、广州等城市的坊市也相当活跃。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代幽州（今北京）、涿州（今河北涿州）就有绢行、彩帛行、布行、染行、幞头行、靴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果子行、肉行、炭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商人组织。当时城市内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相当广泛， “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唐国史补》卷下）。

隋唐坊市虽然沿袭历史上的传统，但期间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唐代中后期这种变化还相当大。一是政府对坊市的控制有所放松，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突破了州县所在地设市的规定，出现了草市等新的形式。

篇幅所限，关于《长安十二时辰》的背景知识就先了解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围绕剧中出现的一些经典人物，特别是让张小敬苦心守望着的长安城里的那些小人物，与大家一起从书中探寻他们于历史中的身影。敬请期待吧！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唐朝，了解中国的各个朝代历史，强烈推荐大家读读这套《中国大通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知识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套追剧宝典呢！

《中国大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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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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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套详细、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由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丁守和等20余位学界前辈任学术委员， 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撰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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