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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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年) , 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都城汴京 , 掳走徽、钦二帝 , 北宋帝国轰然崩溃 , 史称“靖康之难” 。 崩溃背后 , 是恶性党争、财政危机、军事痼疾、外交失策 , 一场全局性危机笼罩着全国内外 。
如何理解北宋重文轻武的统治技艺?如何理解北宋时的民族关系?意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又有着怎样的联系?8月底 , 《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作者郭建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博来到北京鲁迅书店 , 共同探讨北宋末年这场历史变局的前因后果 , 以及古代王朝的盛衰之变的深层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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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
郭建龙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思路与方式 。 中国历史上稳定的中央王朝的寿命往往在三百年左右 , 然而北宋却是一个例外——它仅仅存在了一百六十余年便盛极而亡 , 直到宣和末年(约1124-1127年) , 即便危机重重 , 北宋百姓仍然难以切实感受到危机感 。 由于宋史材料丰富 , 他决定选取靖康之变这一事件点 , 结合学术性与趣味性 , 解剖北宋末年的全局性危机 。
北宋王朝向来给世人留下羸弱印象 , 这与其重文轻武的治国方式密切相关 。 雷博介绍道 , 北宋在军事、外交领域的软弱确给人“恨铁不成钢”之感 , 但是后世观者也要深刻理解宋人所处的历史时空 。 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 , 中央皇权旁落 。 当时 , 军队甚至常有吃人之事 。 宋代统治者吸收历史教训 , 重用士大夫官僚 , 大幅削弱武将权力 , 有利于加强中央皇权、稳定秩序 。
郭建龙补充道 , 北宋的军事的问题不在于军事实力弱小 , 而在于军事组织系统存在痼疾 。 单就军事实力而言 , 由于有着完整的军事训练体系 , 北宋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唐更强 。 但是 , 军事统帅的权力也被分割 , 练兵者无法调兵 , 在关键时期 , 兵力无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形成合力 。 除此之外 , 金兵南下之前 , 北宋已经与辽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 , 其军队已经很久没有经历战争 , 这导致军事信息传输滞涩 , 指挥系统紊乱 。 面临军事经验丰富的女真骑兵 , 北宋军队经验不足 , 在作战中相形见绌 。 到南宋 , 由于经历了军事混乱 , 军政权力被迫集中到岳飞手中 , 军事效率提高 , 宋代的军事实力也得到了提高 。
与受压制的军事权力并生的 , 是发达的士大夫政治及其产生的文弊 。 雷博说 , 决策者往往需要犯错误的空间和弹性 , 才能做出好的决策 。 但过于发达的官言政治传统 , 使得政治环境张力过大 。 这极易让决策时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 不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 。
王安石变法之争
历来各家对王安石变法颇有争议 , 夭折的王安石变法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 , 又埋下了多少隐患?政府与民众是否存在对立关系?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又有哪些联系?
雷博指出 , 王安石变法中的新旧党争 , 对应着的实际上是缠绕着前现代中国的“无为而治”与“大有为之政”的治国方略之争 。 参考这一坐标系 , 变法实际上是王安石领导下的新党希望达到富国强兵效果 , 推行“大有为之政”的政治改革 。 他提到 , 王安石曾在奏议《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巧妙地指出 , 北宋看似百年无事 , 实则危机四伏 , 当采取“大有为之政”去除北宋之积弊 。
面临空虚的国库 ,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 , 要通过增强政府管理 , 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 。 而这一提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 。 雷博解释道 , 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 , 国家财富绝大部分都只能通过农业生产积累 , 财富总量有限 。 因此 , 财富不在官 , 便在民 。 旧党据此认为 , 变法不是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 , 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把财政压力转移到国家身上 。
郭建龙认为 , 王安石变法通过经济手段将权力从民间集中到中央 , 它在一段时间是进步的武器 。 但宋神宗没有办法确保其后代不滥用权力 , 以至于让大权变为一个不稳定的火药桶 。 例如蔡京向宋徽宗进言可利用国家财富“和足以广乐 , 富足以备礼” , 大改盐钞法 , 废除旧盐钞 , 大量抽血民间财富 。 因此 , 在财政指标上王安石变法虽然成绩亮眼 , 但长远来看 , 却没有促进民间繁荣 。
除此之外 , 王安石变法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环境 , 导致党争激化 , 这大大撕裂了北宋政权 , 导致官僚系统和决策系统的进一步紊乱 。 面对金军 , 大部分新党转化为主战派 , 旧党则转化为主和派 。 主战派败后被要求下台 , 这导致北宋在后来的战争谈判时出于不利状态 , 主和派为了证明于是提出更加屈辱的条件 。 两党的交替上台导致了北宋的“政策抽风”现象 , 这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
但与此同时 , 郭建龙也指出 , 北宋史料异常丰富 , 史料中有的支持旧党对变法的批评 , 有的则支持新党的改革 。 就此 , 雷博对郭建龙的批评作出了两点回应:
新旧党争是北宋文弊的极端表现 , 它恰恰成为了变法无法顺利推行的原因之一 。 北宋士大夫官僚对王安石变法批评众多 , 其中多有以变法初期的政策为靶子大兴批评者 , 但实际上 , 变法后期的政策已经吸收了这些批评 。 雷博说 , 改革需要有弹性和余量 。 宋神宗去世后 , 改革也还没结束 , 变法政策一直处在弹性变化过程中 。
在财政上问题上 , 王安石用吏取代黑社会组织 , 通过加强国家对基层的控制 , 控制了原为黑社会组织把持的房产与运输 , 在不增加民众负担下 , 也为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 。 另外 , 现存宋代史料的经济数据显示 , 无论是民间市场的活跃程度 , 还是码头、水利工程建设 , 在变法期间都有整体上升的倾向 。 这也吸引了研究宋代江南经济的日本学者的关注 。 雷博认为 , 在“大有为之政”下 , 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也可以达到“国富民富”的效果 , 因此 , “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对立思维值得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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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中的地理与民族因素
地理、民族等因素 , 也深刻影响着北宋王朝的决策 。 郭建龙介绍道 , 历史上中国在在地理结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 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 , 土地肥沃、农业发达;除东南沿海之外 , 西面与北面都有高山作为天然的地理边界 , 仅需要少量兵力就可以把边界守住 , 可以确保将更多精力投入内部的发展 。
而北宋王朝从后周继承的疆土 , 一开始就缺少“北京—大同”一带的燕云十六州 , 缺少历史上长期作为重要天然屏障的燕山山脉 。 这一方面导致缠绕宋人心理的失地情结 , 另一方面 , 也为北宋埋下了民族关系的隐患 。
雷博认为 , 应该把宋朝的民族政策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考察 。 宋代注重“华夷之辩” , 是理解宋代的一个关键点 。 他介绍道 , 自西晋末五胡乱华以来 , 历经两晋、南北朝、五代等时期 , 这些时期的政治秩序建构一直是在“华夷一体”或曰“夷大于华”的秩序下进行的 。 在唐初 , 唐太宗虽有“天可汗”意识 , 但是其多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却不够成功——“安史之乱”便是唐代统治者无力主导这一共同体的产物 。 宋代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 , 格外注重建立主体民族治理的边界 , 放弃攻打治理成本过高的地区 。 这也与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乃至中华民国对“华夷一体”、“五族共和”的强调区分开来 , 这让宋代显得尤其特别 。
雷博说 , 尽管北宋的民族关系最终没有处理好 , 导致王朝覆灭 , 但其对后世仍有其借鉴意义 。 在他看来 , 良性的民族融合应当以主体民族的价值观为依托 , 要建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基本底色 。 如果没有这一底色 , 民族融合就会始终处于糊涂的状态中 。
另外 , 雷博还提到 , 北宋没有定都于“身抵天下之口”的军事型城市 , 而是定都于“中宅天下”的商业型城市汴京 。 《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汴京 , 物阜民丰、生活安逸 。 这种生活方式侵蚀着战略思维能力 , 使得其决策带有浓烈的市井气息 。 北宋王朝在决策时患得患失 , 相互推诿 , 效率低下 。 北宋还惯用赎买政策 , 这也使得北宋在对外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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