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比较 ——读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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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研究导论》（下称《导论》）是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史教授哈特穆特·凯博的作品，德文原著名为《历史比较——19至20世纪历史比较研究导论》，中文版译者是赵进中。在这本书中，哈特穆特·凯博通过大量比较研究案例展示了19和20世纪历史比较研究在欧洲和美国取得的进展，带领读者从概念开始重新审视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其内容虽然立足于历史学领域，但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地区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要比较？

比较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诸多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美国高等教育学界著名学者伯顿·R·克拉克指出， “比较是科学方法、甚至是常识的一部分”[1] 。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G. E. Swanson)甚至认为， “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 ”[2]

在《导论》中，凯博将历史比较定义为“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社会进行精确的和系统的相互对比，目的是对其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趋同性和趋异性的发展进程进行考察”[3] ，由此指出了历史比较研究的重点，即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他接着提出，考察的目的或者是对这些特征进行解释，或者是将它们类型化，即分类。事实上，这两个目的并不为历史比较研究所特有：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对各国、各地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完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英国学者尼夫和荷兰学者范福格特在对亚非拉12个国家的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范福格特组织的对全球11个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归纳出了政府控制模式与政府监督模式这两种主要的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模式[4] 。所以，对比较对象的异同进行解释，或根据这些异同对比较对象进行分类可以说是比较研究的共同目的。

怎么比较？

凯博提出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的一般顺序基本符合，都包括了解研究状况、提出研究问题、寻找（比较）研究对象、筛选（比较）研究资料等几个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研究对象可比性的阐述。

在凯博看来，对比较对象可比性的研究是选择比较对象时最重要的问题，而对比较对象可比性的考察则应当包括其内在逻辑、目的和形式。 [5]无独有偶，在原著出版的同一时期，我国学者杨锐也强调了“比较”和“比附”的区别，强调“考虑‘可比性’ ，就是大体估计比较有没有价值，比较的客体有没有同一性，是不是处在相当的类别和层次上；考虑‘不可比性’ ，其实就是考察比较对象之间，特别是比较的主体与比较的客体之间的差异性，以便调整视差，调整焦距，调整参照系”[6]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研究者的语言水平和语言国情学知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为翻译过程往往伴随着信息丢失，许多同外国历史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被隐藏，导致翻译后的词汇看似一样，但其概念实际上千差万别，这也是许多学者在“可比性”上犯错的重要原因。凯博在《导论》中用19世纪德国Universitaet和法国Universités为例解释了这一点[7] ，而俄罗斯学者韦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提出的词汇背景理论则能更好地解释这一语言国情学现象。 [8]

比较方法和地区研究

区域与国别研究（即地区研究）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比较方法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比较政治学、比较教育学等学科也同地区研究高度相关。中国学者任晓曾指出：“地区国别研究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比较研究，两者常常是一体两面。国别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国别研究。 ”[9]掌握正确的比较研究方法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凯博在《导论》中将历史比较研究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进行了对比，指出历史比较研究的观点大多存在空间限度，而社会学和人类学则致力于发现人们共同生活的总规则[10] ，这同时也点出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追求，即为“本土知识”赋予“全球意义” 。应当思考：既然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高度相关的学科，那么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否也该寻求得出某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

任晓曾发文对这种思想倾向提出了警告。他指出， “建立普遍适用的模型是不现实的并将产生误导。这不是否认普遍性的存在和理论的可能性，而是指出在这种持久的诱惑里可能存在的误区和陷阱”[11] 。在他看来，地区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发现和认识某个社会的独特性，并通过对这一独特性的研究促进价值多元观念的形成以及对本国社会的理解，最后才是归纳概括或进一步发展现有理论。在这一点上，地区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即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是第一位的，对普遍理论的追求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地区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都不排斥理论的提出，也不排除未来提出普遍理论的可能性，但这不是研究本身所追逐的目标，而应当是已有成果下的水到渠成。

（作者：王陈昊志，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参考文献

[1] Burton R. Clark.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omparative[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1980,4(1):1-12.

[2] 转引自蒋凯.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相关问题分析[J]. 教育研究,2007(4):35-40. [3] 哈特穆特·凯博. 历史比较研究导论[M]. 赵进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4] 参见朱彦臻,蒋凯. 政府如何管理高等教育?——控制模式与监督模式的比较研究[J]. 现代大学教育,2019(1):81-89.

[5] 同[3]:105.

[6] 杨锐. 关于当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几个问题[J]. 高教探索,1991(3):28-31.

[7] 19世纪德国的Universitaet指的是大学，而法国的Universités更确切地说是考试机构，两者词形相近、翻译几乎相同，但不具备可比性。

[8] 参见刘宏. 俄语语言文化与跨文化交际[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9] 任晓. 再论区域国别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 59-77.

[10] 参见[3]:78.

[11] 任晓. 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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