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 | 可别小瞧了方志！专史编纂离不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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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史，《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解释为：各种专门学科的历史。各类专史的编纂，通常以某一专业为记述对象，对本专业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专史的资料收集，以历史上记载本专业的各类书籍为收集对象，如《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艺文、职官、天文地理、选举以及官方的会要与实录等文献典籍。然而，翻阅大量的专史书籍，不难发现，作者除了引用本专业的史料外，方志是专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之一。

原文：《专史编纂离不开方志》

作者 |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公室孙晓东

研究社会史须到方志中找出路

社会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是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史的编纂研究涉及最基层的社会单位，因各地资源分布、经济发展、风俗习性的不同，表现为复杂的区域差异。这类情况在历代朝廷所编的正史中几乎是找不到资料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方志在对地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今欲搜集地方社会史料，则方志其首选矣。 ”他认为，研究社会史，应以城市、乡镇、山林、江湖四方面作为中国社会的全貌，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由这四方面组成。记录这四者的地方志书，是社会史重要的资料来源。 “中国各省府县之地方志，实亦可当中国之社会史。正史较详政治，地方志较详社会。中国人本不为政治社会作严格分别。可谓正史则多详全国性，方志则多详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别性。方志较晚起，始于宋代。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国，即有十国之志。宋代统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现。其后乃演化为省志府志县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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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所关注的角度和研究对象的多变，市郊、群体、层次的改变，过于注重普通人的历史、社会下层和大众的历史的特点，使得当今研究社会史的专著出版较为少见。然而，遵循钱穆的观点，按照钱穆所指导的方法，收集大量的方志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必将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研究社会史，必须到方志中去窥探门径，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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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专史和方志的关系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一国的历史，不能单讲中央的大历史，还要看重地方的小史。而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也就是说，方志是各种地方专史的基础。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对此进行分析认为， “章学诚把历史重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搜集各地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把各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 ”

对于地方的专史和方志的关系，梁启超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他认为，治中国史，有作分地的专史的必要。广博地分，可以分为几大区；精细地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

在这里，梁启超强调全国各个地方都要有自己的专史。言下之意，各省、各市、各县都要有自己的方志，这大约是梁启超表明方志与地方史关系的主要观点了。与此呼应的是，后世人们在编写地方专史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引用地方志的资料。以2008年出版的《江西通史》为例，该书钟起煌主编，共有彭适凡、许怀林、何友良等16位作者，全书11卷，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北宋卷、南宋卷、元代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和民国卷，先后引用明清及民国时期各地修撰的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以及《武夷山志》《龙虎山志》等专业志书百余部，书中引用了志书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说、兵事、民俗等，内容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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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作为我国两千余年历史延续的重要文化现象，其所记载的内容受到普遍重视。从资料的作用上来说，方志是最接地气的官方记载，也是最权威的官方文献，与民间个人所编纂的各类史书不同。一个地方编纂地方专史，方志是作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以高安市（县级）为例，如果编纂旅游、城市建设、经济、民政等专史，清同治《高安县志》几乎能提供其所需的全部古代内容：编纂旅游专史，可以从同治《高安县志》的古迹、山川、艺文、杂类等卷取材；编纂教育专史，可以参考秩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等卷内容。编纂经济史，则参考疆域、建置、户役、人物、艺文等卷。今日的专史编纂，更离不开方志的资料了。

[全文将在《上海地方志》（季刊）第4期刊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