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 | 跌撞千年，方志学从独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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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无异议，但仍需要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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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方志学：从独立到成熟》

作者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陈畅/博士

有关方志学的历史源流问题，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影响方志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向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探讨和研究方志学的历史源流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影响因素，才能确保科学准确性。

影响因素，大的方面主要有：一是，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其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所决定的。二是，方志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受到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及同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其他方面内容的影响。三是，方志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又具有自身的稳定性，通常迟缓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四是，方志理论尤其是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相较于方志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和滞后性。但是，方志学一旦出现和创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方志编修实践及其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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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前期，方志学的雏型出现。

南宋之前的方志学理论，多散见于序跋之中。因地方志书基本散佚，理论阐述详情多不得而知。而在整个南宋时期，方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时人对方志的理论思考也逐渐成熟。虽然南宋时期没有出现专门的方志学理论论著，但此时的理论思考已涉及方志学理论的核心——本体论与编纂学的基本层面，如方志起源、性质、功能及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等。总之，方志学理论尤其是理论核心在南宋时期已经产生，方志学的雏型在南宋前期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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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时代，方志学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专门学问” 。

乾嘉学者对方志的学术研究，基本是围绕“方志编纂”展开的，对方志性质、方志源流、方志功用的论述也仅是片言只语、零星阐发，还没有架构起方志学理论体系。但它已经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一科“专门学问” 。乾嘉学者视编修方志为“著述大业” ，开始以自身学问所长，从多方面、多角度思考方志理论，开展方志学术研究，不仅表现为探讨方志属性、方志起源、方志功用、方志体例、方志编纂方法、修志人员素质等问题；更表现为对方志性质、方志纂辑与撰著、方志体例因袭和创新等问题有所争鸣，因此形成以章学诚、李绂等为代表的历史派和以戴震、洪亮吉等为代表的地理派。有关方志研究的各分支科目随之开始衍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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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后期和民国时期，建构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盛。

光绪后期倡导的乡土志编纂，纷纷强调“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 ， “并激发其竞争之思想” 。这就越出了旧志编修主于资政统治、驯化臣民和供史籍取材等要旨的藩篱。

晚清民初时，西方“分科治学”理念与西方学科分类法传入中国。方志学者开始致力于探索建构现代方志学学科，有意识地在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方面建构学科体系。目前学界基本已达共识，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正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方志学由传统学术中的“专门学问”开始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 “方志学”学科名称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广泛使用，传统方志学迈向现代方志学学科走出了关键一步。第二，研究问题范围被拓展和深化，方志论著层见叠出，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专业学者群稳定形成，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被运用，确保了方志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的现代科学性。第四，成为大学教育科目，方志学学科地位被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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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成为成熟与完善的一大学科尚欠东风。

改革开放后，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不仅有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和大量修志成果涌现，而且“新生工作”—— 影像方志、数字方志、方志网站、方志公众号等各种新方志载体和传播方式的广泛使用之新时代背景下，方志理论研究繁荣兴盛起来，并成功吸纳新的学术研究元素，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建构全面升级。

如果说民国时期方志学学术成就大大超越了过往， “方志学”学科名称得到学界承认和使用、方志学进入大学课堂等几大主要表现，昭示方志学开始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那么，改革开放后，各高校的历史学系、图书馆学系、档案学系“常态化”开设方志学课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层级方志学人才教育全覆盖，学术共同体建立，学术研讨会“常态”举行，研究范式向成熟学科看齐，总结性方志成果问世以及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被公认，则标志着方志学现代转型后成功实现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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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民国学者虽有意识地在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等方面积极建构学科体系，但从实际效果看，还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除方志编纂和方志整理两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之外，其他方面尚显单薄；二是缺乏专门的学术阵地，大学里的方志学课程也多属临时开设。无疑，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方志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方志学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丰满。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方志学，还没有出现转折性发展，其内部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方志学相较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迟缓性” 。

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方志学学科历史问题，尽管其书写还较为单一、不成体系，但毕竟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如许卫平的三篇文章《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以及刘柏修的《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姚金祥的《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韩章训的《论方志学发展历程》等，梅森编著的《上海方志研究概要》（2004年）亦对方志学学科历史问题有所探讨。根据学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历史的书写与否，是考察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与完善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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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后的方志学，已如历史学、文学一样成为成熟与完善的一大学科呢？答案只能是—— 尚欠东风。一个成熟与完善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发展思路及方向等，以区别于其他学科。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无异议，但要想成熟与完善方志学科，仍需要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架构，统筹理论发展方向，仍需要进一步在体制机制、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更大的建树。

（全文编入即将出版的专著《方志学述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