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战国烽火，始于某天少下了一刻钟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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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资治通鉴》，始于赵、魏、韩三家分晋。三家之所以能愉快地存活，是因为他们在晋阳之战中联手灭掉了晋国最大的公卿智氏。智氏一度离灭赵只有一步之遥，而功败垂成的后果，就是智氏被灭族、赵魏韩三家分晋、天下从春秋进入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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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晋国的第一权臣、中军将正卿赵鞅杀掉了自己的族子、邯郸大夫赵午。赵鞅的晋阳城此时建成，赵午却毁诺拒绝归还当初赵鞅寄居在邯郸的五百家人口，赵鞅遂杀赵午以立威。

此时晋文公称霸的强盛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晋国国君早已是摆设，实权被六家公卿所操持：赵、智、韩、魏、范和中行（háng）。赵氏在六卿之中实力最强，而赵午是中行氏家主中行寅的外甥，于是想除掉赵氏而代之的中行氏联合范氏，一齐进攻赵氏并将其围困在晋阳，今天的山西省会太原。

眼看就要得手，智氏之主智跞却联合韩氏、魏氏以国君晋定公的名义援救赵氏。师出无名再加寡不敌众，范氏和中行氏兵败外逃，封邑土地被四家瓜分得干干净净，从此晋国六卿只剩下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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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仍然是赵鞅实力最强，但智氏却已隐隐有与赵氏比肩之势。晋国的舞台上，两虎相争的好戏即将上演。在智跞救赵于晋阳四十年后，智氏将攻赵于晋阳。

公元前455年，智跞的孙子智瑶率领韩氏韩虎、魏氏魏驹，一起将赵鞅的儿子赵无恤困在晋阳城里。一旦破城，赵氏的一切都将为三家所瓜分。在瓜分范氏和中行氏的过程中，智氏分得的利益最多。围城三年前，智氏已经取代赵氏成为四卿之首，一手遮天的智瑶更自称为“伯” ，以公卿大夫的身份比拟国君诸侯。

智伯骑射皆精、多才多艺、能言善辩、坚毅果敢，智氏实力压过赵氏，是在他接位后实现的。他的雄心壮志，是要最终将其余公卿灭除，使四分五裂的晋国统一在他智氏的控制下，然后与秦齐楚等一争天下雄长。他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以晋国国君的名义，向韩、魏、赵三家索取土地。

索取的具体措施经过深思熟虑：并没有将韩、魏、赵三家召集在一起公然要地，这样必然会招致三家联合一致的抗议。智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先从实力最弱的韩虎入手，要他进献土地——献，增强的实际是智氏的实力；不献，则可以抗命为由，先出兵将最弱的韩氏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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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虎本不想献，但在家臣段规的劝说下，服从要求献上了一万家的城邑土地。段规的理由是不献则大难临头，不如献地以“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

旗开得胜的智伯跟着找上了魏驹，魏驹也跟韩虎一样不想献，也是在家臣任章的劝说下最后献上万家城邑。任章的理由跟段规类似：与其直接成为智氏的打击对象，不如先献上土地以伺机待变。

韩魏就这样看着智氏把火最后烧向三家里实力最强的赵氏，而赵无恤的回复是：不献。

跟韩魏不同，赵氏是智氏最主要的对手。赵无恤权衡利弊：若像韩魏一样任其予取予求，被智氏蚕食殆尽的威胁大于抗命不给的威胁。

于是智氏找到了兴兵的理由，他率韩、魏联军将赵无恤困在晋阳城里，久攻不克之下，掘开汾水往地势更低的晋阳城里灌。晋阳城外水离城头只有六尺，城内锅灶沉水、青蛙孳生，所有的水井都被污染、粮草开始腐烂发霉、传染病在潮湿的环境下开始蔓延。

晋阳城如一叶孤舟飘在水中，城里已经到了活人吃马、马以死尸为食的地步，全城命悬一线。只要再多下一刻钟的大雨，晋阳城不用进攻就会自己崩溃，智伯此时已觉胜券在握。

智伯才具过人，而才具过人又往往伴随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段规给他下的定语正是“好利而愎” 。他和韩虎、魏驹一起视察前线，望见晋阳城被水泡得苦不堪言，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才知道了，水淹可以令人亡国。（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话音入耳，魏驹不动声色地用手肘碰了一下韩虎，韩虎也踩了一下魏驹的脚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魏驹清楚汾水可以灌自己的安邑，而韩虎明白绛水可以灌自己的平阳。

智伯不在意，有人在意。智伯的家臣絺疵（chī cī）对智伯说：韩、魏一定会反叛。智伯问，理由？

絺疵回答：以人之常情而论，赵氏一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现在即将破城瓜分赵氏，而韩虎和魏驹不喜反忧，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

智伯把这些话拿去质问韩虎魏驹，一来要解除自己心中的疑虑，二来也是敲山震虎警醒两人：不要跟我玩花样。两人极力辩驳，说这都是赵氏的计谋，离间我们关系而使攻城势头减弱——再说我们不是傻子，放着眼前马上瓜分的利益不取，反而去做给自己惹火上身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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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伯觉得有道理，而絺疵不以为然。他问智伯，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智伯问你怎么知道？絺疵说他们看我的时候样子很恭敬，但脚步却很快。

智伯想来想去，觉得确实找不到韩、魏要背叛自己的理由，于是也就没有作出应变措施。絺疵看智伯依然故我，于是讨了个出使齐国的差事离开了。

絺疵走后的一天晚上，智伯在中军帐中忽然接到军队被水淹的急报。才传令救水，又接到了韩魏从左右、赵无恤从中同时攻来的噩耗。来不及逃离的智伯，被突至而来的赵无恤杀死。围城两年的晋阳之战，最终以赵无恤与韩魏联军偷袭决堤反淹智氏军队、反杀智伯而收场。

智伯被杀之前，赵无恤的使者张孟谈秘密出城策反韩虎和魏驹时，只用了一个理由就让韩魏立时倒戈相向：

唇亡则齿寒。我们赵氏灭亡，接下来就是你们韩氏魏氏。（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司马温公对智伯的评价是：“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意思是说智伯为人不仁，聪察强毅的能力超过了正直忠厚的节操，所以覆灭了。这一评价，无疑站在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立场上。

若从政治成败的角度而言，智伯之败不是因为能力强于道德，而恰恰是能力不足所致——能力不足的最大体现，就是低估他人、高估自己。

智伯低估了晋阳作为赵氏两代苦心经营根据地的坚固程度，低估了赵氏在被困两年后的反击能力，也低估了韩氏魏氏隐忍图存的求生欲。

智伯高估了自己的攻坚能力，两年都迟迟不能拿下晋阳，最终导致久而生变；高估了自己的容错能力，有提醒警告时不以为意，一旦祸起萧墙则毫无抵御；高估了自己判断大局的能力，致使从絺疵到赵无恤、从韩虎魏驹到张孟谈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赵亡则韩魏从之”局势，只有自己一个人看不到，而看不到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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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道德跟普通人不同，政治家的仁义就是有成无败。赵无恤最终能胜，是因为他的坚忍，不是因为他的仁义水准高于智伯——跟政治家讲仁义？被困晋阳三年前的公元前458年，赵无恤请姐夫代王赴宴言欢，毫无防备的代王被赵无恤刺杀，跟着代国的土地就全被赵兵划进了赵氏的控制范围。赵无恤的姐姐遇上了这样杀其人而并其地的亲弟弟，只能向天而泣，再以发笄自刺而死。

这就是政治家的道德：一切以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为根本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必要的事一定要做，不必要的事一定不做。于赵无恤而言，选择不向智伯妥协死守不降是必要的；于智伯而言，尚未大功告成就口出惊人之言，是不必要的。

智氏一脉的先祖，是一百五十年前为晋献公定计“假虞灭虢”的大夫荀息。荀息的后代疏忽了先祖造就的后果，后代的敌人却没有忘记。一次疏忽大意的代价，是智氏二百余口从此灭族。

只是智赵也好、韩魏也罢，这些利益集团没有谁是善男信女，利益是唯一的指向。相互之间的信任，只可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智伯可能没有想过：从韩魏的角度而言反正都是分地，那分赵氏就不如分智氏的。反正两强相争最符合韩魏的根本利益，也是韩魏看准时机便绝不犹豫反戈一击的根本原因。最终智氏败亡、赵氏虽胜亦损，晋阳之战最大的获益者，成了渔翁得利的魏氏。

四卿变成三卿，此消彼长之下，韩魏赵的实力大致接近，再没有谁拥有吞并其他两家的绝对实力。只是大敌既去，三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就接踵而来。韩赵本是从赵氏孤儿起就延续一百多年的盟友世交，但因为赵氏多分了智氏十座城，韩魏就联合齐楚要图谋赵氏。可见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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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之战结束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403年，赵无恤的侄曾孙赵籍、韩虎的孙子韩虔和魏驹的孙子魏斯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战国七雄的大格局就此形成。又过了三十年，晋国的土地被最终瓜分完毕，韩赵魏三家分晋完成。

清代马骕在《左传事纬》中指出：“智伯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读《春秋》之终，而知战国之始也。 ”公元前453年，智伯的一念之差不仅改变了一己一族的成败存亡，也最终决定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下形势。可能只需要某天多下一刻钟的雨，晋阳城墙就会被洪水冲溃，历史走向就将因这一偶然而完全不同——但终究并没有多下一刻雨。

参考：

《资治通鉴·周纪一》，中华书局。

《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

《国语·晋语》，中华书局。

《战国策·赵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