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是客：墨西哥提供政治庇护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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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利维亚军方的敦促下，莫拉莱斯于11月10日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历经一番波折之后抵达墨西哥城。玻利维亚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也相继宣布辞职，而众议院议长在此前就已辞职。于是52岁的玻利维亚参议院第二副议长、莫拉莱斯的反对派珍妮娜·阿涅斯先是继任参议院议长一职，然后根据宪法第167条规定的继任顺位，出任临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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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莱斯

莫拉莱斯在墨西哥城机场落地时，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前来迎接，次日，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亲自主持仪式，授予莫拉莱斯墨西哥城“贵宾”荣誉。此前埃布拉德还发推称：“墨西哥军机已经成功接到莫莱拉斯，根据国际公约，飞机处于墨西哥的保护之下，莫拉莱斯先生已性命无虞。 ”由于此次“逼宫”有军方的参与，莫拉莱斯及其支持者称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

这次事件不禁让人想到了墨西哥历史上对外提供政治庇护（political asylum）的传统。从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到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从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遗孀奥尔滕西亚·布西（Hortensia Bussi）到最近刚辞职的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此外还包括一些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大量普通民众，都曾接受过墨西哥的政治庇护。

在墨国寻求庇护的诸多人士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个。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先后暂居于土耳其、挪威和法国，最后在1937年辗转来到墨西哥城。墨西哥著名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画家弗里达·卡罗的丈夫）向时任总统卡德纳斯请求对托洛茨基提供政治庇护。托洛茨基在墨城居住了四年，于1940年被拉蒙·梅卡德尔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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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墓，墨西哥城

其实在托洛茨基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政客来此避难了。尼加拉瓜革命家、起义军领袖塞萨尔·奥古斯托·桑地诺（César Augusto Sandino）可以视作最早的一位。桑地诺曾两度赴墨西哥避难。 1921年，时年26岁的桑地诺意欲刺杀一名保守派人士之子，因为此人对他的母亲进行了一番侮辱性的评论。事发后他先后逃亡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最后抵达墨西哥，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位于坦皮科港的一个冶炼厂当了一名工人。当时，爆发于1910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国内掀起了一系列民众运动，旨在推动落实1917年宪法的各个条款，这可以视作一场“制度性革命” ，以区别于前一阶段的“暴力性革命” 。桑地诺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接触，同时也认识了一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的成员，他对墨西哥革命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甚为认同，也很欣赏当时盛行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这些都对他以后的斗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桑地诺率部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联合巡逻队，正式拉开了反帝反独裁的序幕。随着斗争规模的扩大，反抗军声势日隆，苏联和第三国际都表明了支持的姿态，泛美反帝同盟（The Pan-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也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桑地诺的斗争。后来由于敌方势力的强大和阵营内部的龃龉，桑地诺不得不再次离开尼加拉瓜。墨西哥此时再度伸出援手，接纳了他。但此时的墨西哥正值“最高领袖统治”（El Maximato ， 1928-1934）时期，桑地诺的激进主义在这边没有市场，受到了拒斥。这一历史阶段得名于前任总统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的绰号“最高领袖”（el Jefe Máximo ，即英文的the maximum leader），他在下台之后依然在背后操纵着墨西哥的政局。同时，桑地诺“反美先锋”的身份也让墨西哥必须慎重考虑美国的情感。为了平息美国人的怒火，墨西哥当局将桑地诺安排在了梅里达市的一家宾馆内，他可以在此与其支持者保持联系，但限制他擅离该市。他曾去首都墨西哥城会见了时任总统波特斯·吉尔（Portes Gil），寻求对方的帮助，遭到拒绝后非常失望和气愤，因为此前墨西哥政府曾提出会对他的反美斗争提供援助。

佛朗哥取得西班牙内战的胜利后，大量共和派人士来到墨西哥避难。此时墨西哥的总统是具有左翼倾向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年—1940年在任）。 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后，就连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也从法国迁至墨西哥，直到1946年才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墨西哥一直对其进行外交上的承认，当时世界上仅有苏联如此。这段时间内，大约有2万名共和派的政客、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先后来到墨西哥。 1937年， 456名西班牙共和派人士的子女到达米却肯州的莫莱里亚市，他们得到许诺，将在内战结束后返回西班牙与父母团聚，但共和派输掉了内战，这群“莫莱里亚孩童”再也没能见到父母，只能独自成长。

在赴墨西哥避难的西班牙文艺界人士中，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波托莱斯（Luis Bu?uel Portolés）和诗人莱昂·费利佩(León Felipe)最具代表性。作为西班牙国宝级导演、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在内战期间选择了共和派，负责电影宣传方面的工作。共和国政府建议他去好莱坞，为那边关于西班牙内战主题的电影拍摄提供意见，其实就是去“把把关” 。他去美国后不久，内战就快结束了。好莱坞这边也就停止了西班牙内战主题的电影摄制，而此时由于国内已是法西斯掌权，他也无法回到祖国，于是就留在了美国，一待就是七年。布努埃尔于1946年从美国来到墨西哥，并且取得了墨西哥公民身份。彼时恰逢“墨西哥电影的黄金时代”（1933-1964），电影行业从业者达数万人，全国有影院1500多家，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就有200多家。 1951年，在供职于外交部的墨西哥著名诗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大力推动下，他携《被遗忘的》（Los olvidados）一片参加第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角逐，一举拿下最佳导演奖。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被遗忘的》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一部用西班牙语讲述当代大城市儿童边缘人生的纪录片。 ” 布努埃尔于1983年在墨西哥城去世，帕斯参加了他简单的葬礼。 2018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还举行了“路易斯·布努埃尔回顾展” 。

作为诗人的莱昂·费利佩曾在内战中加入共和国军队，败势基本确定后，他于1938年来到墨西哥，之后一直生活于此，直到1968年去世。他的诗作中对西班牙的艰难时局多有触及，给人以“历史将会以最坏的形式重复上演”之感。值得一提的是，切·格瓦拉在1967年被玻利维亚“游骑兵”和美军“绿色贝雷帽”捕获之时，随身的笔记本里有七首费利佩的诗。

1955年，发动“蒙卡达起义”的卡斯特罗等人获释。 “七二六运动”策划了几起炸弹袭击，随后巴蒂斯塔政府开始弹压，卡斯特罗兄弟等人逃往墨西哥避难。在墨西哥城，劳尔·卡斯特罗遇到了之前出访苏联集团国家时认识的克格勃特工尼古拉·列昂诺夫，双方的交流为古巴革命胜利后苏古关系的密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墨西哥城也是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的结识之处，格瓦拉听了卡斯特罗兄弟的革命构想后，立刻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事业。在墨西哥的古巴流亡者寻得了一处秘密基地，聘请前职业军官教授武器的使用，演练游击战术，为革命做准备。 1956年10月，他们委托墨西哥军火商安东尼奥以1.5万美元的价格从一家美国公司那里购得一艘游艇“格拉玛号”（Granma ， “奶奶”的亲密叫法）。 11月，设计容量12人的“格拉玛号”载着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82人开往古巴海岸，正式拉开了古巴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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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玛号”纪念馆，古巴

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美国联合拉美多个军政府执政的国家开展了“兀鹰行动”（Operación Cóndor），这是一项旨在搜集情报和迫害暗杀左翼进步人士的恐怖行动，目的是铲除共产主义与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并抑制成员国政府的反对派运动。主要成员国包括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和巴西。正是在这一阶段，随着拉美多国陆续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接连掌权，墨西哥接收的政治难民又迎来了一个新高峰。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都有大量左翼人士赴墨西哥避难。尽管恢复民主之后，各国都成立了“真相调查委员会” ，也进行了艰难的“转型正义” ，但这一联合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对那些刽子手也难以完全依法审判。

1973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智利911” ，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命绝总统府。根据解密的档案，美国在背后进行了干预和策划。事变后，阿连德的遗孀奥尔滕西亚·布西在墨西哥驻智利外交人员的协助下，乘飞机逃离该国，来到墨西哥。为了策划这次逃亡，墨西哥外交部进行了审慎而细致的斡旋，与美国和智利军方进行了耐心的沟通，最后墨方的飞机冒着依然可能被智利军方击落的风险，飞离圣地亚哥。此外，墨西哥驻智利大使馆也成了政治避难者的中转站，前智利经济部长布拉沃和外交部长梅地纳都获得了庇护。在使馆中的避难者转移完毕后，墨西哥在1974年11月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中断了外交关系。

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危地马拉政治活动家里戈韦塔·门楚（Rigoberta Menchú）女士于1981年来到墨西哥寻求政治庇护，她在恰帕斯州住了几年，期间出版了一本传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和思想，该书被翻译成五国语言，通行于世。她来到墨西哥时，距离绵延达36年之久的危地马拉内战结束尚有15年。之后的几年内，又有成千上万的玛雅印第安人从战乱中的危地马拉逃到了墨西哥。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政府的庇护对象并不总是左翼人士。像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前政府官员、资产阶级商人和保守的文艺界人士在恐慌之下也逃到了墨西哥，墨西哥政府同样予以接纳。

回到这次庇护，墨西哥保守政党国家行动党（PAN）对当局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来自该党的前总统福克斯称：“他们迎来的是一个独裁者，一个反复参选的人，墨西哥不欢迎这样的人。 ”2013年塞万提斯奖得主埃莱娜·波尼亚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对此评论道， “为什么他总想着一直掌权呢？为什么莫莱莱斯总是认为别人都没他行呢？”而此前连续掌权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则保持了沉默。因为该党在执政的那些年里，收容了无数的寻求避难者。

上述评论立场的差异多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而在墨西哥当局看来，提供政治庇护应该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它无关“左右” ，而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是墨西哥政府一直秉持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