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坐隐图》迷局与刻书者心目中的“隐居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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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期(1573-1620)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 , 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 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 , 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 。 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 , 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 。 这一时期 , 徽州商人和刻书者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 。 本文以对汪廷讷出身交游的考证 , 再结合《环翠堂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两部环翠堂引人注目的印本 , 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 形象 , 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 , 而陶潜与谢安 , 则是他营造自己形象的两个符号 。 《坐隐图》的产生 , 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

本文为北京画院2019年年会 “人物画的传统与变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论文 。


明代《坐隐图》迷局与刻书者心目中的“隐居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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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隐图》局部

书籍与版画

在明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 , 嘉靖时期(1522-1566)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 。 从1560年代起 , 书籍的出版数量开始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到十六世纪后期 , 在江南地区 , 印本永久性地取代了手抄本 , 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 。 其后的万历时期(1573-1620)标志着数量印刷全盛期的开始 , 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 , 家刻和坊刻无论从种类还是出版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书 。 处于变化的风口浪尖 , 出版商的经营策略亦趋于多样化 。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 , 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 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 , 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 。 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 , 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 。

就上述方面来看 , 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 。 此前的研究中 , 汪廷讷大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徽州商人和刻书者 , 而其个人特质 , 例如性格、追求、行为方式 , 则近乎一片模糊 。 新近发现的二十三卷本《人镜阳秋》中增补的《坐隐先生纪年传》(以下简称《纪年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汪氏的生平经历 , 加上汪氏个人文集《坐隐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署名顾起元的《坐隐先生传》(以下简称《先生传》) , 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续金陵琐事》等文献中的记录 , 使得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文字 , 还原出汪氏的真实面貌 。

刻书者

汪廷讷于万历五年(1577)出生于徽州府休宁县汪村 , 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 。 父亲汪仕齐“弱冠弃儒 , 修父业 , 贾于湖 , 得万货之情” , 于是家业大起 。 汪廷讷少时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 , 并显露出相当的天赋 。 万历二十一年(1593)廷讷捐赀进入南京国子监 , 翌年乡试失利 。 此后三年 , 廷讷主要寓居南京结交名流 。 万历二十五年(1597) , 廷讷迭遭打击 , 先是科考再次落榜 , 不久父亲汪仕齐病故 , 廷讷返家奔丧 , 生活的重心又转移回休宁 。 其后廷讷又连续三次应试 , 均告失败 , 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捐得盐课副提举的虚职 。 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边事起 , 廷讷北上京师 , 寻求入仕的机会 。 万历四十八年(1620) , 获任福建长汀县丞 。 天启三年(1623) , 改任长乐福海 。 两年后 , 廷讷奉差海上 , 于高盖山遇异人 , 遂“拍手顿悟”而去 , 不知所踪 。

根据《纪年传》和《先生传》 , 可以得出汪廷讷这样一条基本的人生轨迹 。 由于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汪氏编印的书籍 , 请托的意味相当明显 , 因此 , 我们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的评述性内容 , 亦要透过具体事件的逻辑 , 尽可能地追求细节和行为模式上的还原 。

我们首先来看汪廷讷的性格和个人追求 。 廷讷十六岁之前主要生活在休宁 , 从父亲汪仕齐的事业和在乡里的口碑来看 , 廷讷的少年时期大致算得上平稳 。 商人的家世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 我们不得而知 。 可以确定的是 , 在晚明时的徽州 , 出身商贾家庭往往意味着背负上额外的使命 。 徽州自宋代(960-1279)以后 ,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 , 一方面因为土狭人众 , “其俗不儒则贾” , 但对于人生最终价值的认可 , 始终是要“复归于儒” 。 廷讷连续五次参加乡试 , 便是明显的证明 。 然而廷讷似乎于举业并无过人之处 , 以至于要通过纳赀的方式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 此后由于屡次落榜 , 廷讷不得不另想办法来达到“归儒”的目的 。 万历三十五年 , 廷讷捐赀任盐课副提举 , 从七品 , 名义上进入了文官圈子 , 实际上只是有名无实 。 不仅如此 , 像他这样以监生资格出仕的人 , 即便获得实职 , 也只能在府以下的衙门得到辅助性的职务 , 而且这类任命通常在边远地区 。 廷讷最后的身份是福建地方的一名下层官吏 , 并极有可能殁于任上 。 从这些情况来看 , 廷讷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淡泊名利 , 他对于入仕、获得士人精英身份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 。 天启五年遇异人而“挂冠霞举”的叙述 , 明显是一种委婉、夸饰的写法 。 之后含糊虚幻的描述 , 极有可能说明廷讷此时已不在世 。 以他对仕途的执着 , 很难相信会在此时选择遁迹山林 , 即使眞因为前途无望而决意辞官 , 也更有可能是返回故乡休宁 。 所谓仙去云云 , 不过是要为廷讷并不圆满的结局涂抹上一些亮色 。

至于廷讷的性格 , 在其“求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敢于投入资财、且善于掩饰自己意图的特点 。 新安商人的精明和豪奢在晚明时已声名远扬 , 在廷讷身上体现出来的除了物质方面的追求 , 更有对社会形象的悉心经营 。 廷讷编撰的文集、戏曲和规鉴书籍中 , 几乎所有的序、跋、题赠的作者都将他描述为一位优雅、慷慨而富有才学的精英人物 。 然而官方纂修的文献对他却几近无视 。 万历至民国的府县志中 , 只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休宁县志》卷五“选举”的“舍选”部分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 为廷讷赠序、甚至录写序文的汪可进、金继震、金一中在县志中的记述都要远为详细 。 方志作者在“舍选”篇首抒发的一段感慨 , 或许道出了廷讷被忽视的原因:

洪、永时 , 国子生最贵重 , 初入仕辄为词臣言官 。 宣宗后 , 始开纳赀例 。 吾怪休大邑 , 而以此应选者何寥寥也?岂非民风淳朴 , 务本业而事诗书 , 不欲以未学之材轻居民上哉?

汪可进、金继震都是进士出身 。 毫无疑问 , 在官方修史者的观念中 , 捐输意味着才学的欠缺 , 而且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 。 可以想见 , 虽然汪廷讷通过写作、刻书、纳赀 , 与社会名流题赠往来 , 而营造出一种身处精英圈子的图景 , 但当时的士人阶层对他捐纳得来的功名是并不认可的 。

正因为此 , 廷讷才会煞费苦心去改变这一状况 , 除了努力谋求一个实缺官职之外 , 亦利用各种手段包装、塑造自己的文人形象 。 由个人著述中收录的题赠文字来看 , 廷讷的社交圈子相当广泛 , 其中既有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焦竑(1540-1620)这些在整个明帝国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官员名流 , 亦有陈所闻、李赤肚等具有一定地方知名度的人士 , 甚至连建安王朱谋垄(1559-1620)和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也包括在内 。 这份令人惊奇的名单实际上真伪杂陈 。 总的来说 , 较为可信的交往对象 , 仍应集中在廷讷长期居住并加意经营的地域 。 从文献记录上看 , 廷讷寓居南京的四年对他的社交范围意义重大 。 这期间他除了读书应试 , 还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 。 为《人镜阳秋》作序的沈懋孝、余孟麟、黄汝良均曾在国子监任职 , 极可能与廷讷在南监就学的经历有关 。 不仅如此 , 廷讷的交往圈子更进一步扩展到更上层的官员:

少宗伯复所杨先生(起元)讲德南都 , 先生复执贽而禀学焉 。 间以所得质先生 , 大器重之 , 因授号“无无居士” , 且为之解 。

(丙申)是冬九月 , 冯大司成开之(梦祯)缘公会友汪龙门介绍 , 得授业 , 初课则曰奇材 , 惜欠引耳 。 昌朝字 , 司成订也 。 公少时梦天门开 , 遥瞻“华国昌朝”四字 , 及冯字之 , 默与梦征 , 乃知公天人也 。

冯梦祯(1548-1605)时任国子监祭酒 , 掌太学法令及考核 , 官职为从四品;杨起元(1547-1599)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 , 正三品 。 二人均是留都文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 廷讷原字去泰 , 后以“昌朝”、“无无居士”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 。 他并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此字、号的来历 , 其意自然是炫示自己与这两位文坛宗匠的交往 。 然而 , 对于两位大人物的“大器重之” , 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怀疑 。 陈垣先生指出廷讷在《全集》中伪造利玛窦题赠一事 , 足以说明其性格中“投机”的一面 。 此外 , 《全集》和《人镜阳秋》的题赠文字中 , 诸如王穉登(1535-1612)、顾起元(1565-1628)等名士要么其文章由他人抄录 , 要么又成为他人文章的抄录者 。 《坐隐先生传》和《纪年传》里 , 更屡屡出现重要人物初见廷讷即大为称许、继而倍加礼敬的桥段 , 但对于具体的过程、细节又含糊带过 。

综合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就廷讷的个人特质得出如下结论:其一 , 和大多数徽州商人一样 , 廷讷由于家庭出身的底色 , 使得他不仅早年致力于读书中举 , 终其一生 , 都将谋得功名、晋身官员阶层视为最高的荣耀;其二 , 廷讷家境富足 , 性格颖敏 , 亦通晓如何利用各种有效资源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 透过他精心编织的文字 , 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自己” 。 这是他希望达到的目标 。 接下来 , 我们再来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图像 , 来实现这一目标 。

棋谱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以下简称《奕谱》)是环翠堂两部引人注目的印本 。 除延续汪廷讷一贯的“铺张”风格之外 , 它们的另一共同特点是主题均与坐隐园有关 。 坐隐园是汪氏的私人园林 , 修筑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 此后又陆续加以扩建 , 最终形成令人惊叹的规模 。 汪廷讷将这座园林视为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 , 从万历二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将近二十年间 , 坐隐园一直是他生活的重心 , 他大部分的书籍也刊印于这个时期 。

《园景图》描绘的正是汪廷讷这座梦幻般的园林 。 此图原刻本为傅惜华收藏 , 手卷装裱 , 后来下落不明 。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传本 , 以经折装册页的形式影印500套 , 是现今所见最接近原刻的版本 。 复制本为四十五面连式 , 髙24公分 , 长1486公分 , 由钱贡绘图 , 黄应组施刻 。 以目前的装订形态看 , 很难判断《园景图》初印时是否另配有文字 , 以及是否为书籍之一部分 。 《园景图》的刊印时间亦不确定 , 目前较为保守的结论是十七世纪初期 。

《奕谱》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 , 有两卷的单行本和十八卷的全集本两种版本 。 单行本有可能先刊印发行 , 后来收入《全集》 。 如果从《全集》的角度来指称《奕谱》 , 则二者实为一体 。 《全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 , 装成八册 , 每一部对应一册 。 第一、二册为《奕谱》两卷 , 三、四、五册为《题赠》三卷 , 六、七、八册为《坐隐先生集》十二卷及《坐隐园戏墨》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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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坐隐奕谱》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奕谱》的刊印时间不早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 , 书为线装 , 框高、宽尺寸不一 , 高约24.1至25.5公分 , 宽约27.5至28.3公分 , 行、字数亦不等 , 白口 , 无鱼尾、界栏 , 四周单边 。 第一册内封面上、下半叶皆朱印 。 (图1)下半叶即牌记 , 有大字分左右两行题“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 。 朱印内封面叶后为墨印叶 , 文前镌阳文长方印“清赏” , 正文云:

围碁之制 , 始出于巴邛之橘、穆王之墓 , 继出于石室 , 又见于商山 。 乃仙家乐道养性之具 , 原非纤巧小智所能窥其窔奥 。 《碁经》十三篇 , 包含蕴蓄 , 至妙至玄 。 挽近如《适情录》、《秋仙遗谱》、《石室秘传》等书 , 汗漫杂陈 , 令观者眩瞀 , 莫知所从 。 兹汪衙环翠堂 , 复为考敫精严 , 择其必用者 , 分为各类 。 类之中又加详焉 , 期于简要 , 不期于宏肆 。 得失判于目前 , 胜负列之掌上 。 持此临局 , 万无一失 , 消余晷而谢尘嚣 , 无复有踰于此 。 星源詹国礼督梓 , 古歙黄应组绣镌 。

此篇后有“花卉图”一幅 , 髙25.5公分 , 宽22.5公分 , 中镌大篆“坐隐”二字 。 (图2)左叶为“金部”第一叶上半叶 , 刻有“九鼎图”一幅 , 后题“心手同玄”四字 , 末署“金陵友人朱之蕃题赠昌朝词丈” , 四字各占半叶 , 款识半叶 。 后又题大篆“坐隐”二字 , 各半叶 。 再后依次为焦竑、郭子章、程朝京、袁福征、金继震、李自芳序 。 又后为汪廷讷《自叙》 。 汪序之后 , 依次为顾起元《坐隐先生传》、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梅鼎祚《书〈坐隐先生传〉后》、朱之蕃《坐隐先生赞有序》和姚履素《坐隐图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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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花卉图》

接下来为《坐隐图》 , 图六叶连式 , 每叶髙25.7公分 , 宽27.3公分 , 描绘汪氏与友人雅集对弈的场景 。 第四叶画面左上部山石镌有“坐隐图 汪耕写”六字 。 图后 , 依次为欧阳东风《坐隐图跋》、陆云卿《书〈坐隐图〉后》、汪廷讷《订谱小序》和汪廷讷《坐隐先生碁经汇粹》 。 再后有《坐隐先生订碁谱目录》 。 第一册至“侵分活套 , 第四十九变 , 第二十七着”终 , 版心题“金部九十九”第九十九叶 。

第二册首叶为“对手 , 第一局 , 二百三十四着” , 版心题“石部一 , 第一百” 。 “环翠图 , 二百十三着”在“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下半叶 。 后为《坐隐盘中诗有引》 , 末署“无无居士汪廷讷著” 。 其后为汪氏友人题赠文字 , 本册至“石部七十一 , 第一百七十叶”终 。

《奕谱》在印本形态上显示出以下特点 , 即开本宽大 , 版式雅致疏朗 , 字体亦依照题赠文字的原貌以写刻体刊印 。 书中所附的《坐隐图》延续了汪耕和黄应组的组合 , 出版者汪廷讷“重直雕缕”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 若从《全集》的文本框架中看 , 更显出其规模的巨大和刻印成本的高昂 。

《奕谱》在卷前文字中已说明 , 此书的作用有二:一为实用 , “持此临局 , 万无一失”;二为清赏 , “消余晷而谢尘嚣 , 无复有踰于此” 。 仔细观察整部印本 , 棋局图自“金部四十四”第四十五叶至“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 , 共一百一十六叶 。 其余序、跋、题赠共计五十四叶 , 其中便包括了六面三叶的《坐隐图》 。 此书名为棋谱 , 非实用的部分却占据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 若放在《全集》中来看 , 则《奕谱》更变成了整部十八卷中的一小部分 。 可见 , 与“临局”相比 , 《奕谱》的消遣气息更浓 , 更具有自娱的性质 。

隐士

汪廷讷好弈 , 《全集》中诸多文章中都曾提及 , 他号“坐隐先生”也与此有关 。 不过 , “坐隐”很可能不仅指他善弈这一事实 , 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 。 此词典出《世说新语》:

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 , 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

所谓“坐隐” , 即含有魏晋时人对于清高脱俗的标榜 。 我们前面曾述及汪廷讷在《人镜阳秋》中对严光、陶潜等前代隐逸之士的推崇 , 这种情结在《全集》中亦有多处流露 , 其中常提及的便是魏晋人物 。 巧合的是 , 友人的酬赠文字中 , 亦常把他比作结庐之陶潜:

风淡昌湖烟水迟 , 名园亭榭映涟漪 。 门垂杨柳陶公宅 , 岸夹桃花苏子堤 。 玉磬数声清梵杳 , 楸枰一局绿阴移 。 秋仙欲动濠梁兴 , 为报山灵鹤鹿知 。

松萝拱秀 , 昌湖漱玉 , 紫翠千重环堵 。 天开图画 , 地形独占新都 。 你最怕是市朝喧杂 , 陆海浮沉 。 因此上 , 选胜把菟裘筑 , 门前车马谢 , 一尘无 , 雅称陶潜赋卜居 。 高士里 , 沧洲趣 , 纶巾羽扇闲来去 , 这山水是会心处 。

陶渊明代表着一种洁身自适的处世姿态 , 亦经常成为文人感怀不遇时吟咏、寄托的对象 。 万历二十八年 , 汪廷讷第三次乡试不中 , 是年秋 , 开始营构坐隐园 。 仕途的阻塞 , 使他在积极与士人名流交往的同时 , 以一位“在野”的髙士来营造自己的社会形象 。 在园中景点的命名上 , 廷讷亦寓有深意:

春来几许鸟能言 , 韶光先到辟疆园 。 莺啭柳枝窥柳线 , 径穿桃坞拟桃源 。 乍看萝阁晴丝乱 , 更听芳丛暗管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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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环翠堂园景图》 〈桃坞〉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廷讷意欲仿效的“桃源”无疑是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 《园景图》中 , 第二段“桃坞”和第一段山区至农田的景色 , 俨然便是《桃花源记》中的描写 。 距桃坞不远 , 从髙士里至昌湖堤岸 , 道旁遍植桃柳 , (图3)暗示此地不仅是避世的桃源 , 亦有着如五柳先生一般的髙士在此隐居 。 这位髙士不仅志行修洁 , 更兼淹贯百家 。 坐隐园景点的命名即涵括儒、释、道三教的典故 , 而“无无居”中端坐的主人汪廷讷 , 头戴缁冠 , 手执拂尘 , 宛如道教中的仙人 。 左侧的年老僧人应是他的好友了悟禅师 , 加上右侧头戴东坡巾的文士 , 亦是在表达三教贯通的含义 。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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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环翠堂园景图》 〈无无居〉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汪廷讷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 我们透过他几乎无处不在的恬淡无为的自诩 , 不难发现他并未放弃“入世”的愿望 。 在精心塑造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的同时 , 他更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语就是“东山” 。 《纪年传》记载: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春 , 内史以公手编《人镜阳秋》进御览 , 神宗悦 , 披阅此书 , 关世教 , 目公为庄士 , 朝野皆以东山期 。 叶少师以“小东山”赠其庐 。

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 但却道出了廷讷的梦想 , 即是成为“东山”一样的人物 。 “东山”自然是指谢安(320-385) 。 《全集》中 , 将他比作“东山”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

举犹鹏抟矫翼 , 隐如豹变成斑;类持竿之渭水 , 匹着屐之东山 。

闲眺虚空百尺楼 , 披襟笑傲一沧洲 。 图开太极乾坤小 , 道体中庸物我侔 。 恋壑流霞行取适 , 对枰永日坐销忧 。 东山高卧幽然处 , 顺养天真得自由 。

先生久擅著作名 , 适情小数碁亦精 。 词赋争若三都传 , 谭唾能令四座惊 。 目对文犀思要眇 , 手持玄玉意纵横 。 暂向东山聊玩世 , 终将社稷作干城 。

汪廷讷在书中保留这些题赠文字 , 显然是乐于接受这种比附 。 谢安最重要的功绩 , 是指授将帅 , 于淝水大破前秦军 , 使东晋转危为安 。 除了立下不世功业 , 谢安更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听闻前线捷报 , 仍神色自若的雍容风度:

玄等既破坚 , 有驿书至 , 安方对客围棋 , 看书既竟 , 便摄放床上 , 了无喜色 , 棋如故 。 客问之 , 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 。 ”既罢 , 还内 , 过户限 , 心喜甚 , 不觉屐齿之折 , 其矫情镇物如此 。

谢安与弈棋有关的故实不止一处 , 例如著名的“围棋赌墅” , 这些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表明谢安有多么的嗜弈 。 围棋的出现 , 只是用来衬托谢安格量气度的一个风雅道具 , 如同琴棋书画之于文人 , 是必不可少的艺能 。 汪廷讷对于弈棋的热衷或许出自天性 , 但是通过“围棋”和“东山报捷”的典故 , 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与谢安联系起来 。 汪氏的这一意图 , 可在《坐隐图》中寻到蛛丝马迹 。

棋局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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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坐隐图》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坐隐图》六叶全图的场景是在一处幽静的平台上 。 (图5)平台四周流水环绕 , 上面筑有巨大的迭石假山 , 其间树木掩映 , 可见精美的亭榭栏杆 。 假山主要聚集在中间两叶 , 两块拱门形状的山石将其与前两叶和后两叶分为三个独立部分 。 读者翻阅时 , 先会看到第一、二叶中有四位童子提壶携琴 , 走向假山的方向 , 观者的视线亦随之穿过平坦的路面 , 进入被山石阻隔出的第三、四叶的内部空间 。 空间中的主要人物有左右两组 。 右边 , 即第三叶中有四人在下棋、观棋;在左边第四叶 , 一位策杖文士正向棋局的方向走去;周围有四名童子 。 继续向左方 , 走出拱形山石 , 来到第五、六叶 , 视野重新变得开阔 。 五位童子在岸上煎茶 , 洗砚 , 或捧着茶盏、香炉 。 画面的尽头是波光粼粼的水面 , 上建有一座华丽的水阁 , 一童子在阁中整理书籍 。

由图中人物、场景的安排来看 , 三、四叶的假山石区域无疑是整幅版画的主体部分 。 此区域中看似存在两组中心人物 , 然而一、二叶的童子和第四叶文士的行进路线都指向第三叶 , 显而易见 , 这一叶中 , 正在弈棋、观棋的四人才是眞正的中心、全图的“文眼” 。 ——这也同《奕谱》的主旨吻合 。 四人以石上的棋盘为中心分布于周围 。 左边三人环绕棋盘 , 组成一个半圆形 。 最上方坐一老僧 , 手执拂尘 , 低眉观棋;在僧人左侧 , 一位头戴幅巾、留着五绺长须的文士负手而立 , 向前微微欠身 , 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棋局;下方端坐的弈者儒冠浓髯 , 双目凝视棋盘 , 左手扬起 , 右手则伸向棋盒 , 准备应子 。 单独坐于右侧的另一位弈者 , 束发髙冠 , 三绺长须 , 左手捧棋盒 , 右手食、中二指拈着一枚白子 , 正要落子 , 与另外三人的聚精会神相比 , 神态显得颇为潇洒从容 。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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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坐隐图》局部

很显然 , 《坐隐图》展现的是汪廷讷与友人雅集、对弈的隐居生活 。 由画中人物的布置来看 , 汪廷讷只可能是在第三叶的四人之中 。 观棋的僧人较易辨认 , 应是廷讷的好友了悟 。 围绕余下三人中谁是汪廷讷 , 目前仍然存有争议 。 事实上 , 从画面营构来看 , 《坐隐图》绘者汪耕采取的手法是利用画中人的视线 , 以及画面的视觉中心位置 , 来衬托、提示出画中的主人公 。 ——那位坐于棋盘右方 , 面部呈四分之三侧面的弈者 , 便是此图的核心人物、环翠堂的主人汪廷讷 。 如果再仔细观察 , 可发现这位弈者做出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动作 , 即将右腿架在了左腿上 。 这种类似“二郎腿”的姿势显得相当随意而失礼 , 却更加证实了此人便是汪廷讷 。 结合我们前文对汪氏性格的分析 , 便不难理解 。 他这样做 , 既是在表明对棋局掌控的轻松自如 , 亦是显示他作为此处主人的地位 。

如果不考虑《全集》中“东山高卧”的评价 , 观者看到《坐隐图》中的汪廷讷 , 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很平常的雅集 。 “东山”在东晋以后 , 成为谢安的固定象征 , 也是对髙士隐居不仕的特定指代 。 然而与陶潜的归隐不同 , 这种隐居只是暂时的等待时机 , 正如同样象征着谢安的另一个典故“东山再起” 。 廷讷友人“匹着屐之东山”的题赠 , 已经明确地点出了廷讷的梦想 , 便是像谢安那样 , 在仕途和事功上有所作为 。 至于“弈棋”的行为 , 与“东山”上的谢安 , 更是存在着类似符号化的关系 。 廷讷在《坐隐图》中摆出的从容对弈的形象 , 则是对这些隐喻的回应 。 读者翻阅《奕谱》时 , 不仅会看到他布下的棋局 , 也会读到众多名人雅士的赞颂 。 读完这些名流赋予他的“东山高卧”的美誉 , 再来返观《坐隐图》 , 未解眞意者会记住他优雅的文人生活场景 , 有心之士自会在潜移默化中 , 将棋谱作者汪廷讷的形象与历史上谢安弈棋的想象合而为一 。

因此 , 可以明了 , 《坐隐图》的产生 , 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 二图的刊印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廷讷第五次科考失败、“不复置功名念”之后 。 自此 , 廷讷对于未来的目标 , 便是一方面通过刻书、写作、交游 , 宣传自己“隐居髙士”的形象 , 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 , 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 陶潜与谢安 , 是他包装自己的两个绝佳的形象符号 。

(本文原题为:《坐隐图》的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