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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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宋念申】

绝大多数探讨中国东北问题的文献，倾向于将东北视作一个单独的地理、行政单位，而忽略了一点：从生态、历史、环境和人类活动看，中国东北其实属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地域／生态单元。该地域包含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北部及日本海。由于分属域内数个民族国家，长期以来，这一相对完整统一的社会生态单元，在国家主导的历史叙述中，都被视为边缘地带。

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考察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历史，特别关注所谓“大黑龙江流域地区”的开发史。人类社会在东北欧亚的演化和交往持续数千年，数个王朝及帝国兴起于此，不但令这一边疆地区与东亚社会政治网络深度融合，而且令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边疆地区在19—20世纪直接刺激了周边社会的民族和国家建设进程，成为域内国家走向“现代”的试验场。只有转换视角，认清东北欧亚的内在历史发展轨迹，才能理解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潜力，并意识到那种过分以市场逻辑为导向的“东北振兴”思路所存在的问题。

一、反思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

中国东北不应被视作一个孤立的空间单位，而应该放到更大一层生态、地理和历史空间中认识。我把这一空间称为“东北欧亚” ，它包括萨哈林岛在内的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及日本北海道。这一广阔的地域迫使我们不但要重新思考“中国”的概念，还要重新思考“亚洲”的概念。我们至今对这片地域没有一个固定的命名，甚至在流行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它也很少被视为一个整体，亚洲研究中一般不包含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而主流的俄罗斯研究，也很少涉及临近的中、日、韩、蒙诸地域。

有学者将俄罗斯远东称为“冰冻的边疆”或“最后的边疆” 。这片地域以其苦寒的气候、多山的地貌、多元的生态系统，成为欧亚大陆少数尚未被现代国家深度开发的地区，这一特点是东北欧亚共同的环境特征。其南部的“大黑龙江流域”及日本海，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值得特别关注。在这一数国接壤的地带，古代原住民长期以游牧或半游牧、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晚至17—19世纪，这种生产方式，才为外来移民所带来的农、林、矿、工等逐渐取代。

文字记录的当地历史，也多集中在大黑龙江流域地区，因为此地相对温暖，人类活动和交往更加频密。即使在今天，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经济重心（90%以上的农业、重工业、消费品制造、食品加工），也是在南部的5个行政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海参崴和伯力两个边境城市的人口，亦远远超过本地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共青城。正因为南部地区是沟通俄罗斯与东亚的门户，才出现这种南重北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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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示意图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这一辽阔的地域之所以有地而无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习惯于从当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认知它。不论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他们多以各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出发，眼光局限于现有的国家边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个地区属于欧美术语中的“远东” ，但这个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强烈的词汇，如今早已被主流学术界弃用，只有俄罗斯还用它指称一个联邦区。在英美学界，东北欧亚并非一个独立的研究类别，它和“内亚边疆”的概念有部分重叠，但后者是将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视为一个区域，且更多是指广义“中国研究”中的一个概念。

在20世纪之前，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还是俄罗斯，都把东北欧亚诸族群视作蛮夷。在由国家主导构建的历史叙述中，这一生态、历史整体，被分割成数个从属于周边国家的次级地区。这样一种视角有意忽略了本地族群间的交融影响，并忽视了现代帝国或民族国家到来前，本地区在多元文化交互作用下的长时段发展。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地区类比于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研究东南亚的学者笔下的“佐米亚”（Zomia），即从印度支那半岛伸展至印度北部的高原地带：两者都被现代国家疆界所分割，当地多元的族群也都被周边国家视作边缘性存在。

因此，关于东北欧亚边疆的叙述，往往带有国家中心主义的偏颇。其中最为典型的，大概要算俄罗斯东进史。其一般叙述是这样的：受皮毛贸易利润驱使，斯特罗格诺夫（Stroganov）商业家族，在伊凡雷帝的支持下，招募了由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Yermak Timofeyevich）率领的哥萨克雇佣兵，开始了征服西伯利亚的征程。叶尔马克和他手下的840名哥萨克凭借先进的武器，在1582年入侵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莫斯科迅速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域推进，在这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建立了无数据点。 1647年，俄罗斯人建成太平洋沿岸的第一个据点：鄂霍茨克， 1860年以前，该城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堡垒。历史学家阿兰·伍德提示说：“如果以叶尔马克1582年的侵袭为起点，那么俄罗斯早期殖民者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跨越整个大陆，仅仅用了65年。 ”

人们经常把俄罗斯东扩和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相比较。和美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叙述类似，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扩张事件，也多采取一种单向的殖民视角。它强调俄罗斯帝国／国家建设的连续性，却无视本地区长期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仅仅压缩为65年的一瞬，成为俄罗斯国家整合的一个局部。另一个问题是，以俄罗斯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将东进运动抽离其全球史脉络，将之描述为一个“偶然性”事件，主要由特定的“民族英雄人物”来主导。资本积累的原动力，加入全球商业竞争的欲望，很大程度上与边疆开拓的叙事分离处理。

俄罗斯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书写其边疆史的国家。域内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叙事。比如，日本历史学家很早就把明治时代的北海道及“桦太”（库页岛）开拓看作是日本现代民族建设的重要一步。在中国，东北边疆也在20世纪被纳入国族史记忆。现代史家强调自古以来汉或非汉民族对蒙古及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及近代以来丧失在俄日扩张下的领土。 20世纪早期以来，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呼吁关注半岛民族历史上的大陆因素，对高句丽和渤海这些跨境王朝的追怀，无论在今天的南方还是北方，都是民族记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所有这些记忆中，历史是断裂的，空间是被分割的。东北欧亚的整体发展并没有被当作世界历史上一段连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是被切割成互不关联的片段，成为俄国、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韩国国族史上一个附属的边缘部分。在这些相互独立，且指向特定目的的线性时间中，即使存在部分重叠，被突出的也往往不是合作，而是帝国间和民族国家间相互的冲突（领土、政治、族裔、经济和军事等）。这一地域成为近代许多场大战的策源地和战场：清俄战争（1652—1689）、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西伯利亚出兵（1918—1922）、苏日边境冲突（1932—1945）、抗日战争（1931—1945），以及中苏边界冲突（1969年）等。因此，长期以来该地区被看作是“冲突的摇篮” ，而不是沟通各方的门户。

二、转换历史叙述的视角：东北欧亚作为中心

史学界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对世界体系论的应用以及对边缘社会的强调，为我们重新审视这片多边边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将东北欧亚的历史展开和变化，置于区域和全球史（而非国别史）的框架下进行认知，并考察这一地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这并非要否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竞争性民族国家建设是东北亚边疆建设的最重要刺激因素。相反，突出边疆作为中心，恰恰是重思边疆与内地的交互影响，目的是重新认知近代民族与国家建设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为我们思考本地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