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眼中的叶挺（下）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张发奎眼中的叶挺（下）

作者：蔡长雁

制作：童达清

第620期

对新四军不以为然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协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抗日。当张发奎知道“新四军”这一番号是叶挺选择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这个兄弟没有忘记他的老四军，他说， “我相信，叶挺选择‘新四军’这一番号，是由于他以前同第四军的渊源，他视第四军为‘老’ ，中共的新四军为‘新’ ，意谓继承‘铁军’的精神。 ” 于是尽力照顾，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1938年3月，叶挺与张发奎、黄琪翔、郭沫若、陈铭枢几个北伐战友相会于武汉，五人一起合影留念，叶挺与张发奎两兄弟自然站在一起。当时，周恩来到场，并称他们为“五虎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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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此赋诗（“五光图”）一首：“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 ”

但兄弟出长新四军三年中困难重重，叶挺在《囚语》中说：1940年7月过柳州，访张发奎，张发奎指着叶挺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小弟只好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 ”在张发奎看来， “新四军不是一支大部队，它在长江南岸敌后开展游击战，但是战绩不彰，它一心想扩充实力，中央命令它北上。我相信是叶挺违令拒绝，他想留在江南皖赣浙边区扩展共产党的势力，但是中央不允许新四军在那儿发展，而新四军在江北穷乡僻壤是很难生存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中央，叶挺部抗命，中央除了缴械新四军别无良策。 ”“中央军包围了新四军，缴了它的械；叶挺被俘。蒋先生命令顾祝同不可处死叶挺。另一方面，蒋先生也不想释放叶挺，蒋知道叶挺有翻江倒海的本领（我相信陈诚在此事上也起了作用，陈与叶是保定军校同学，也是第一师同事）。

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断言，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按照中央的命令在北上途中被国军包围袭击。我不相信胡华的说法。 ”“当时局势十分险恶，新四军与第三战区的摩擦日益增加，新四军不服从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那是事实。如果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政府一定会被人指控‘反共’ ，那时流行不少攻击政府的言论，民众都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这就是政府下令新四军北上的原因，旨在减少摩擦。后来新四军被缴械是因为它违令抗命。在那种情形下，中央政府别无选择。倘若我在中央掌权，一开始我就不会允许成立新四军。在延安周围设立共产党的军事基地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要让他们遍地开花? ” 显然张发奎对新四军存在偏见。

但政治归政治，兄弟归兄弟，所以张发奎尽管对新四军不以为然，但对叶挺这个落难兄弟，仍尽力照顾。

照顾叶挺亲属

叶挺被扣押后，其家属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1943年春因澳门形势紧张，叶挺全家约20人（其中自己家有8个小孩，姨妹家有6个小孩)不得不离开澳门，先转移到广东罗定，后到桂林。此时张发奎正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在柳州，家居桂林。兄弟亲属到了自己的地盘，照顾一下自不在话下。

1943年3月14日，张发奎致函叶挺夫人李秀文， “本月13日来函敬悉，令姨甥女事经函请教厅黄厅长办理俟得复后再奉告。关于食米事拟俟部中经管人日间来桂后即照办。至拟搭夏季衣服与令郎等，倘数量无多可即派人交来，当托人带往也。 ” 对弟媳托付之事，一一做出积极回应。

4月28日，他又致函叶挺夫人李秀文：“昨接本月24日来翰” ， “嘱暂借三万元应用自当如命，请就近到桂林敝寓所向内子领取。 ” 不说倾囊相助，但一次能借出这么多钱给看不到还钱希望的人，实属不易。好在经过陈诚努力，蒋介石同意“由2月份起月发叶挺在桂家属生活补助费五千元。 ”“2、3月份由本部迳发，希由4月份起就近月拨发三千元” ，其余二千元“代向粮秣处价领食米” 。 5月1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当时陈诚为司令长官）办事处致函（877号）通知了李秀文。经济负担终于不用兄长再操心了。但各种琐事还是免不了的。 6月25日，张发奎致函叶挺夫人李秀文， “来翰敬悉，嘱件本当如命” ， “此间车辆船只已归政府统制，弟闻李任公眷属将雇船往梧，贵府家人最好能与其同往也，请速迳往洽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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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初，叶挺也来到桂林与家人团聚，但年底叶挺失踪了，张发奎不得不出面相寻。张发奎说：“他的妻子来找我太太和李济深。她还说他们饲养的羊被偷窃或失踪了。李济深与我调查了此案。我询问宪兵第五团团长刘炜(广东大埔人) ，他告诉我，宪兵部队已经奉命逮捕叶挺了，他告诉我整个故事：一天黄昏，便衣宪兵去偷一只羊，羊儿大声嘶叫，叶挺闻声出来察看，宪兵向他出示了宪兵团长下达的逮捕令。刘炜告诉我，他奉命秘密逮捕叶挺，把他送回陈诚那儿(据叶挺之子叶拯民所撰《我的父亲叶挺将军在华莹山》，叶挺于1943年12月25日被扣押) 。刘说，叶挺要求允许他的小女儿来陪伴他，他很宠爱这个女儿。我说，他的请求可以批准。我通知了在桂林的叶挺妻子。我不知道当时她是否已是共产党员，她与叶挺结婚时并非共产党员。张发奎特别在回忆中说， “李济深同共产党的关系颇好，他与周恩来联系频密，关系热络；当叶挺在桂林时，他同叶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 ”

叶挺被转移出四战区后，张发奎仍然予以关心，他的日记1944年2月1日记载，当日看望叶挺的妻子，告诉她最新的消息：叶挺在湖北恩施。四战区长官部要求蒋先生发一笔钱救济叶挺的家眷，另外，长官部给了叶家一万元钱，并要求第五宪兵团团长刘炜好生照顾叶挺全家。

奉命感化叶挺

把叶挺交给张发奎，是蒋介石的主意。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叶挺是唯一由中央交给我“感化”的人。

发生新四军事件后，叶挺被送交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随后又被解送到陈诚的第六战区，由于粤军第一师的老关系，陈诚待叶挺很好，他没有把叶挺当作俘虏，让叶的小女儿陪伴他，但也仅限于如此。 1943年8月7日张发奎日记记载：叶挺携带了一封陈诚亲笔函来见。收到陈诚的信后，张发奎给了叶挺5000元和400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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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说，蒋先生知道叶挺曾同我亲近——我从少年时代就认识他了，便把他交给我，我给他和他的家庭找了一处房屋，给他金钱与食米，我常常去看望叶挺与他的妻子。我给他行动自由，当然，他是被监视的。蒋先生要我劝说叶挺脱离共产党，但叶挺坚决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兄弟俩为此争得一塌糊涂。张发奎叹息：“我已经尽了力，还能做什么呢?” 有此过结，当10月3日张发奎要叶挺带着家眷去柳州时，叶挺不肯，最后独自去了。张发奎回忆说，我给叶挺安排一处房屋，常去探望他。虽然没扣押他，但他总是埋怨我派人监视他，不久我就让他返回桂林了。我感到这样我所担负的责任就减轻些了。

没能见最后一面

叶挺1946年3月出狱时，张发奎已经是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正在重庆公干。当时国共双方正通过军调处为军队去留问题激烈斗争着，在张发奎辖区，就因曾生纵队及冯白驹纵队的调处问题，周恩来、王若飞与张发奎发生了冲突。

张发奎回忆说：在重庆我住在曾养甫的住宅，一天，周恩来要求见我，但他来到我的寓所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与他同来。他们两人进到客厅后，这个与周恩来同来的人，便气势汹汹地先拍桌指责我，说曾生纵队及冯白驹纵队明明是中共军队，如何说是土匪？指手画脚，不但毫无礼貌，而且显然意图胁迫我，期望用硬的方法，强迫我接受调处。我见他如此无礼，便立即指斥他:“你不配和我谈话，请你立刻出去!”闻声嘈杂，我的随从与曾养甫的随从都急忙从楼上冲下来，他们都有佩枪。周恩来见我发怒，立刻向我介绍，说那人是中共宣传部长王若飞，并一再向我解释。我当时即对周恩来表示:“对于曾生纵队及冯白驹纵队的调处问题，我坚决拒绝接受，无谈判余地。请你们立即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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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恩来和王若飞离去不久，叶挺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拜访我。叶挺本是我年轻时的同期同学，随后我当师长时，他又是在我手下作过团长。我到达重庆时，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我们的私交一向很深，依理我应接见他，但他恢复自由后立即发表声明称他正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云云。这一声明刊载于重庆多家报纸。我知道，所谓要来拜访我，不过是想来和我谈广东方面调处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拜访。我说，非常抱歉，但为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最好不要晤面。他同样保证见面时不谈政治。我说，他可以保证不谈，但一旦扯及政治话题，那就一定会伤害我们的友谊。兄弟俩终于没见面。

1946年4月8日，叶挺一家四口遭遇空难。张发奎庆幸当时自己的参谋长少给叶挺夫人两张机票，他回忆说， “叶挺希望他在广州的妻子携带其他四个孩子到重庆与他团聚，他的小女儿一直陪伴着他。在那时，飞机票概由广州行营控制，叶挺的妻子要求行营提供机票。那时我在重庆，我的参谋长甘丽初认为我对叶挺一家实在太好了。然而甘不能完全拒绝她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我同叶挺交情不浅，于是他给了叶挺妻子三张机票，她带了两个孩子去了重庆，我回广州后，甘向我报告了此事不久，叶挺一家偕王若飞乘飞机去延安会见毛泽东，飞机失事，全家遇难。如果我在广州，我一定会给她五张机票，那么叶挺全家就无一孑遗了。 ”

研究历史，最好史料全面。张发奎关于叶挺的记叙，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多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视觉。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原局长、方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