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三个历程新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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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三个历程新探（三）来源：今日湖北.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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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四方面军长征之最

1、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最早而且最久

既然红四方面军最先创立与实践了向中国西北部的战略转移，属于长征的组成部分，那么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史就要重写。从时间上看，红四方面军长征不是始于1935年，而是始于1932年。从地点上看，红四方面军长征不是起于川陕根据地，而是起于鄂豫皖根据地，红安黄柴畈会议决定西征，可视为长征的起点。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时间始于1932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始于1934年，红二方面军始于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长征始于1934年。与其他方面军长征相比，红四方面军时间最早。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结束时间是1937年，是西路军失败后余部回到延安的时间，也是西路军领导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等回到延安的时间。红一方面长征的结束时间是1935年，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的时间是1936年，红二十五年长征结束的时间是1935年。与其他方面军长征相比，红四方面军长征结束最晚，经历的时间最久。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全部时间是1932到1937 ，长达5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曾在川北建立根据地二年时间，减去这两年，也有三年的时间。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长达一年的时间。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时间是1935年到1936年，长达一年的时间。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长达一年的时间。相比其他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时间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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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四方面军长征里程最长，走得最远

红军长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路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进一步澄清“二万五千里”质疑，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组织查阅史料进行推算论证，并委托测绘部门测量计算过，确定是一个可信数字。刘学礼先生的一篇论文论述了红军长征测量计算过的里程:

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长征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经过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省。红一方面军到陕北后，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数字首次对外公布，是在1935年11月13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后来，美国采访人员斯诺把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入《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经过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9省。红二方面的长征路有“二万余里”“近两万里”“8000余公里”的说法，经军史专家根据有关史料包括红军将士的回忆录综合分析后，确定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是“近两万里” 。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是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经过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有“近一万里”“一万余里”的说法，根据军史专家综合分析有关史料和红军将士回忆录，确定红四方面军长征里程是“一万余里” 。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间是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经过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有“9000里”说法，经军史专家分析有关史料和红军将士回忆录，确定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里程是“近万里” 。（12）

刘学礼先生的文章有客观根据，但在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里程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与1936年西征，过去错误地认为是张国焘指挥的，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有没有将这两次西征归入长征。现在的观点认为， 1932年西征，并非张国焘一人决策，徐向前、李先念等领导人晚年都肯定西征是正确的，必要的，也是长征的组成部分。 1936年西征，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与指挥的，不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产物，它是长征的组成部分。

红四方面军1936年西征从甘肃靖远渡江开始，到达河西，开始西征，失败后余部一支从甘肃回到延安，另一支到达新疆后返回延安，这之间的里程有多少呢？我们说的不是5000里的直线距离，而是西路军渡黄河，西征宁夏、甘肃，失败后逃亡祁连山与新疆的里程，还有余部千折百绕回到延安的里程。据有关学者的测算，这有万余里的里程。

让我们看看，红四方面三个历程的长征一共走了多少里程？第一历程，李先念认为，从鄂豫皖到川北有五千里。（13）第二历程从川北到陕北，这是传统认为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权威观点认为是万余里。第三历程从甘肃靖远县到宁夏、甘肃、乌鲁木齐再到延安，有学者认为也有万余里，那么加起来就在25000里之上，应该在25000-30000里之间。因此，红四方面的长征里程与其他方面军相比，是最长的。

从常识推算，江西根据地与鄂豫皖根据地相距不远，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比起四方面军到达陕北略远一些。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又增加从甘肃到新疆再到延安的距离，仅李先念率领的余部在祁连山中就转了43天，那么四方面军的长征里程应该是多于红一方面军的。

长征从长江中游地区向大西北挺进，到达甘肃与贵州算走得很远。其中红一方面到达过云南与西康，红二方面军到达过云南与青海，就更远了。红四方面军到达了新疆，与其他方面军相比，走得最远。走得最远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距离长江中游距离最远，二是长征走的里程最远。任小平先生曾著文说西路军“是红军长征走的最远的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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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增员最快，人数最多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长征到川北之后，创建了根据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与刘湘的六路围攻。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以现在的巴中为中心，东起城口县，西抵嘉陵江，南起营山县、渠县，北至陕南镇巴县、宁强县，面积达４.２万平方公里，人口６００余万，占领了８座县城，建立了２４个县市苏维埃政府和１６０多个区、９９０多个乡、４３００多个村苏维埃政权。

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苏区之后，由入川时的四个师逐步扩大到５个军，从1万5千人红军扩大为８万余人红军。这8万余人红军，一直保持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有21800人，战败后余部去了陕北。在延安，红四方面军仍然是各方面军人数最多的红军。碧潭飞雪先生对长征人数的变化有统计：

红军长征的部队有四只，他们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四只红军长征开始的人数分别为8.6万人、7700人、8万人左右、3000多人。四支部队合计近18万人。那么，红军会师后剩多少人?看了很多资料，讲的数字很不相同，有8万的，有3万的，没有太准确的数字。个人认为数字如下:

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候，五个军团加中央纵队加军委纵队加挑夫等人员合计8.6万人（有红一方面军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为证），通过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逃兵、战死、失踪人数有2万人，经过粤汉铁路时候动员工人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达到了7万人。湘江战役减员2.9万人，红一方面军为4万人左右，转战云贵川三省陆续征兵近万人，但是大部分在急行军中掉队，经过在这三省的多次战斗，至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实际兵员数为1.8万人。过草地红军分左右路军，一方面军分兵5000人到左路军。剩余8000人的红一方面军红军通过腊子口，到达陕北实际人数为6000人。

红二方面军7700人长征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部队人数达到1.7万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达陕北后为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建立川北根据地后，在川军的巨大打击下，根据地难以维持，正好接到中央指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就打着接应中央红军的旗号参加了长征。过草地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后，由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红四方面军整体8万人加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5000余人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川西，经过百丈等一系列战役后减员为4万余人。

又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到达洮河南岸后，方面军剩余3.6万人。红四方面军执行中革军委命令，分兵2.18万人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到苏联的路线，接应苏联物资。这样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最大数量为1.4万人。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长征， 3000人的部队。边打仗边损失边补充，到陕北后人数基本没有变化。

综上所述，到达陕北后的各路红军人数分别为红一方面军6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1.4万人、红二十五军3000人，四支红军合计人数为3.4万人，这是实际的最大数字。（14）

碧潭飞雪先生对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基本正确，但有点误差，没有把西路军散落归队的四千多人计算进来，如果计算进来，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不是1.4万，而是1.8万人以上。

长征路上损失最大的是红一方面军。增员最快与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不管是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或者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时候，还是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安的时候。

由于长征保留下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最多，他们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战斗特别英勇，所以在1955年国家授衔的将军中，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人数比较多。

元帅10人，来自红四方面军的1人。大将10人，来来自红四方面军的3人。上将57人，来自红四方面军的13人。中将176人，来来自红方面军的44人。少将802人，据说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少将在一半以上。

我国的三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在鄂豫皖根据地，湖北红安县和安徽金寨县。红安县是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军队将领的故乡，有将军县之称，这些将军大多出身为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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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四方面军帮助其他方面军最无私，最慷慨

红四方面军1932年通过西征到达川北，两年后几乎各路红军都向四川转移，都以不同的路线到达川陕，与四方面军会合。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因为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树立了一个西征的榜样，各路红军都向着这条成功的道路长征。

1934-1935年参加长征的红军有一方面军、二方面军，他们全部都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是先行长征者对后来长征者的接应。为了支持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全军向西部转移。这一转移吸引了敌军的大部分力量，减轻了其他各路红军的压力。

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都是疲惫不堪、装备缺乏之师。如果没有四方面军的接应，很难站稳脚跟与继续北上。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率30军接应一方面军，在夹金山会师。会师后向一方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装备，还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补充到一方面军。考虑到一方面军兵员较少，又调拨3800名军人给了一方面军。（15）考虑到一方面军当时总共只有1万余人，四方面军给的军人占到一方面军总人数近四分之一。

1936年4月，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又派罗炳辉率32军迎接。据二方面军萧克回忆：“当我们到达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数十匹马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16）

长征途中，每个方面军都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生死存亡对每个方面军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的最无私最慷慨的帮助，在长征途中非常难得，也是绝无仅有的，必定要载入史册。

李永春先生在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中说：“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间开展慰劳活动。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其中最难得的是筹集到的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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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西路军总数21800人，牺牲人数达七千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二十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18）

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这些花样百出的禽兽行为都出自马步芳，根据董汉河著作《西路军战俘纪实》一书记载，马步芳的残暴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一工作人员称，马步芳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残忍程度令人发指。（19）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 “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20）

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与其他方面军的长征相比，西路军牺牲最大，牺牲最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西路军失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很受压抑，以至于延安时期发生许世友联络多人准备潜逃的事件。直到解放后，很多散落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得不到政治上的平反与经济上的待遇。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 。 1967年， 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 3个儿子陈祖莫、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1980年，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发现了重要资料，可以为西路军平反。他说：“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原来，西路军并非张国焘组建与指挥的，而是毛泽东与党中央组建与指挥的。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另有原因。曾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22）

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是西路军的当事者，由于他们的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几十年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帽子被摘掉，大量散落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终于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总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分为三个历程，第一是1932年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北的西征。第二是1935-1936年从川北到甘肃会宁的北上。第三是1936-1937年从甘肃会宁到新疆又返回陕北的西征。红军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每个方面军的长征具有不同的内容，创造了奇迹。其中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最早，最久，里程最长，走的最远，增员最快，人数最多，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它的党史研究，直到现在仍然受到过极左路线的影响。例如认为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到1936年，从川陕根据地到陕北根据地，行程万余里。例如红四方面军是张国焘的部队， 1932年与1936年的两次西征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不属于长征的组成部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邓小平、陈云、徐和前、李先念的拨乱反正，红四方面军的革命贡献得到承认，两次西征已获得平反。但是在长征研究领域，传统的错误的观点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真相必须显露，本文试图抛砖引玉，破旧立新。【完】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一节的内容是跳跃式摘引徐向前书中的语句，反映出三个历程的简略过程。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第9页。

（3）网络《百度百科》“长征” 。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3 页。

(5) 周冶陶、宫哲兵《论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是长征的组成部分——兼论李先念对长征的杰出贡献》《党史天地》 2009年08期。

(6)倪忠文 : 《回忆郑位三同志谈鄂豫皖苏区历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83 年第 3 期。

(7) 王永亮 : 《回忆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反敌人四次围剿的斗争》，载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 《中共信阳地区党史资料汇编丰碑》第 1 辑， 1984 年，第 192 ~ 193 页。

(8)叶君健 :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___红安纪行》，《散文世界》 1986 年第 8 期。

（9）任小平《西路军西进是红军长征史诗的延续》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2009-11-08 。

（10）任小平《红军长征走的最远的部队》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2010-03-31

（11）《红六军团西征》《人民日报》 2016年10月25日 09 版。

又左行鸿、尹运《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及其历史作用》《党史文苑》1994年05期。

（12）刘学礼《长征中红军到底走了多远：共走大约六万五千里》光明网2016年10月23日。

（13）《李先念同索尔兹伯里谈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国网-中国视窗 2017-04-24 。又朱玉主编《李先念传》第四章“铁流五千里”称西征5000里。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七章“西行转战三千里”称西征3000里。考虑到战争时期将士多走迂回路线，笔者比较赞同西征5000里的说法

（14）碧潭飞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实际人数》铁血网， 2008年10月22日)

(15) 周冶陶、宫哲兵《论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是长征的组成部分——兼论李先念对长征的杰出贡献》《党史天地》 2009年08期。

(16) 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第238页。

（17）李永春《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毛泽东研究（年刊）》2013年刊。

（18）网络《360百科》：红军长征。

(19) 董汉河《西路军战俘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20）董汉河《西路军战俘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21）朱玉《西路军疑》《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党史研究资料》 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 。

(2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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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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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冶陶为大别山罗田太阳寨列宁小学旧址揭匾

周冶陶，红安县籍老红军、原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红军总卫生部政委周光坦之女，曾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湖北省反贪局首任局长、湖北省检察学校首任校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系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调解网”(http://www.tiaojie.com/)发起创始人。

宫哲兵，男，山东省蓬莱县人， 1949年10月生。 198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 1981-1997年任教于中南民族学院， 1997年至2016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担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中国女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等。在哲学、宗教学、人类学、性别学、超心理学、“女书”研究等领域有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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