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华侨汇票上即有人脸识别，躲过冒领却躲不过恶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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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华侨汇票上即有人脸识别，躲过冒领却躲不过恶性通胀// //

近期，研究一批20世纪40年代的旧汇票，其中有五张比较特殊，较传统汇票样式，背面都贴有照片。其中三张分别是三位年轻女子，一张是母子合影，还有一张是三人全家福。

这些汇票业务流程比较“见票即付”的惯例有什么特殊约定？这些照片中的主人公在这笔汇票业务中是什么角色？这些大金额法币的汇票传递着怎样的故事？

汇票是华侨银行泗水（Sourabaya）分行开立，华侨银行厦门（Amoy）分行承兑支付，开立时间在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之间。

在汇票正面，出票时一般有三种方式规定收款人：限制性抬头（Restrictive payee) 、指示性抬头（To order）和持票人或者来人抬头（To　bearer）。而这五张汇票，却在限制性付款的基础上，要求“人脸识别” 。

它要求收款人须亲持汇票到付款行提示，方始支付：“to be paid to ABC, personally on presentation at your office of our receipt for this payment” 。

汇票背面贴的照片主人公，原来是收款人，也是持票人。上面还有他们的两个手指印，一个是骑缝按在自己照片上，一个按在背面付款行“票面银额经已全数收讫此据”印戳下，这表示已经收到款项。

那么是谁在汇票背面贴的照片？是收款人自己？还是收款人在泗水的家人？

在这五张汇票中，有一份特别珍贵，因为它含有两联。一联是汇票正本，另一联是副本，由出票行泗水给到付款行厦门。副本再次明确付款行指令、重复正本付款限制性条款，并在背面贴有相同持票收款人照片。这表明照片只可能是泗水的家人提供，由开立汇票的华侨银行贴到汇票背面，并盖上华侨银行的骑缝章。

这张汇票显示了五种语音，分别为讲述汇票基本要式的英语、泗水分行开立汇票简述的荷兰语、收款人名字的潮汕话拼音、代表泗水分行签发汇票的经理名字的广东话拼音以及“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的汉字。

从汇票开立日，到收款结案（见汇票正面付款行日期戳记），头尾分别耗时13、11（2张相同）、12、14日。

汇票背面也含有开票行泗水给到付款行厦门的有关银行间资金划付、票据编号等内部信息。付款行在履行付款后盖上了“PAID”（已付款），以防止汇票流出及重复付款风险，注销了该汇票。汇票正面也贴上了当时的税票100面值“中华民国印花税票”两张。

汇票正面印有华侨银行汇票的中文标识和一艘乘风破浪的帆船，以及英语说明“incorporat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head office: Singapore” 。华侨银行是新加坡成立时间最早的本土银行，在1932年由三大华资银行合并而成，当中最早的成立于1912年。彼时，华侨银行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设有分行， 1925年在厦门设立分行。华侨银行和侨批局合作，是南洋华侨寄款回家乡的重要渠道，有侨批研究人员曾撰文《侨批局和华侨银行构成的区域金融互动——以印尼为中心》。福建方言把“信”叫“批” ，侨信局因此称为侨批局。彼时，旅居国外的侨胞和国内家人通讯，或者寄钱，开始是托人捎带，不方便也不安全，后来，广东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发展业务，组织了“侨批局” ，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讯和汇兑业务。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汇票业务过程中的多重风险控制手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汇款人为了防止汇款路途风险，选择购买银行汇票。汇款人通过侨批局寄回正本给老家亲人，通过侨批局的渠道，对银行渠道也是另一个保证和制约，防止单方向的银行操作出问题。汇款人又给了银行至少两份收款人的照片，供银行“人脸识别” 。汇票开立银行则给付款银行寄出汇票副本，并在传统汇票流程和保障手段之外，多了一个“收款人须亲持汇票到付款行提示，方始支付”的约定。

这样防止汇票万一丢失、被人冒领的风险。银行也要求持票收款人在收讫后留下签名或手指印，确保自己不重复付款，并可在汇票购买人提出异议时，出示履约证据。整张汇票的正反面一路都留下了各方的痕迹，保证汇票信息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通过银行汇票样式、印戳特征、开立时经理签字、票据编号以及我们尚无法辨识的代码等内部信息，付款行即可按代理行的签字样本等来识别开票行汇票真伪；并依据照片人脸识别、骑缝的手指印等生物信息保证汇票内容不可篡改。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区块链私链所追求的“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等安全性要求，在这些汇票业务特征中都有了体现，只不过汇票是一个纸质载体。

但这些汇票上的风险控制，能够帮助在印尼泗水和中国厦门的亲人控制财务风险吗？不！

彼时， 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憧憬着国家重建。印花税票展现了飞机、轮船、火车和高楼，以及一个正在卸货的劳动者。泗水，是印尼的第二大海港，而印尼长期处在荷兰殖民的控制之下，二战时为日本占据。

二战后印尼独立，而中国，正值解放战争，厦门当时还没有解放，属于国统区。五张汇票显示的是法币金额，分别为20,833,300、12,820,500、14,285,700、7,142,800、14,285,700元。按张嘉璈所著《通账螺旋》中提供的资料， 1947年12月法币兑美元官方汇率为77636 ，市场汇率为149615；1948年1月数据分别为108350、179045 。也就是，五位汇款人购买汇票如用美元，按1947年12月和1948年1月市场汇率的平均数，五张汇票大致各用了127、78、87、43、87美元。法币金额如此大面值，显示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

这些百万、千万的法币，是汇款人在印尼辛苦打工寄回家的生活费，购买力到底如何呢？

也就是这五张汇票开立的同期， 1947年12月，上海入冬，这次下雪时，署名“范汤”的作者撰写一首《雪花谣》被报纸刊发：“雪花飘，雪花飘，雪花飘时风如刀，腹饥身寒苦难熬，千元钞，万元钞，大钞发行节节高，物价狂涨如怒潮，果腹无钞买油条，遑论棉袍，妻啼儿又嚎!”

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日记中记着：“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 ”到1948年3月4日， “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 。

张嘉璈，这位民国时期的金融大家，在1947年短暂接手中央银行总裁，他描述道， “1948年1月，上海物价涨幅超过了40%” 。我们可以相信泗水到厦门的这笔通过汇票实现的汇款，平均历时12天，即使收款当天全部实现购买，也因为极度快速的通胀，购买力至少缩水15% 。稍有疏忽，手持法币，假设1947年5月生活成本为100 ，到了1948年1月为405 ， 7月为5863 ，那就意味着7月的法币购买力相较1月急挫93% ，只剩一个零头。

而进入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推出了币制改革，按1：300万法币的兑换率来发行新的金圆券。在8月23日购买171磅大米需要20金圆券，到了11月6日就要240金圆。以1948年8月生活成本指数为100 ，到了12月为1670 ， 1949年2月则达到52113！那么汇票的主人公，如果那个时候拿着用法币换来的金圆券，就是一堆废纸了。

随着前述的搜索，我们渐渐地可以做拼图，展现1948年前后的这五张汇票背后的故事图景。

1948年春节是2月10日，节前，在印尼辛苦打工的华裔张先生，想到寄钱给厦门的家人李女士生活费。操着潮汕话的张先生来到泗水的华侨银行，银行经理罗石添操着粤语口音的潮汕话接待了他。张先生用美元购买了一张华侨银行的汇票，并按银行要求提供了两张亲人的照片。罗经理按1月3日的汇率折算成法币金额，签署了汇票，并在正本和副本的后面贴上了照片，加盖了银行的骑缝章。张先生拿着汇票，看到法币的数字这么巨大，心里也有隐忧，马上通过侨批局给家人信件并夹寄了汇票。另一边，银行的罗经理也即刻给自己的姊妹行厦门分行安排了内部资金划转并寄出汇票副本。

李女士收到家人的信件，开心不已，但也担心法币贬值，快速来到厦门，找到了华侨银行。华侨银行厦门的经理，早已收到副本，他们核对了正负本，检查了罗经理的签字和代理行手册上的印鉴留存一致，持票人面容和照片上肖像一致，于是他们支付了法币，并请李女士在汇票背面按上手印确认收款，这一天已经是1月15日了。李女士拿着厚厚一叠的纸币，紧赶慢赶去米行买米，却不料米价已经上涨了10%！或者留一半法币过几个月再用吧，李女士拿着钱有些犹豫。

隔着历史的长河，我们恨不得穿越回去，急急地吼叫：赶紧全部变成大米油盐吧！再过些时日，就是一堆废纸，只能买几粒大米！

普通民众即使千方百计通过购买银行汇票并通过侨批局来化解渠道风险，想到了人脸识别来防止他人冒领，但我们始终无法躲避系统的通胀风险。 “道德自杀”的民国政府无休止地发行纸钞，剥夺了民众的钱财甚至生存权力。

那五张汇票上有五张照片，照片上有八个1948年前后的厦门人，我望着那八双眼睛，那些人物的眼神沉默、简单而镇定。我想象着他们的命运，他们挨饿了么？他们躲过战火了么？他们和远在泗水的家人团聚了么？每个时代的卑微的小人物，幸福的基础之一就是稳定的货币。

（作者系秦朔朋友圈、第一财经等专栏作者，在沪港从事金融投资等实务工作30年，著有《给每个人发钱——货币发行传导之分配正义刍论》、合作著述《亲身体尝》等）

责编：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