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六十年（上）：战犯的改造与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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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 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接收战犯

1950年7月， 23岁的沈阳姑娘赵毓英拿到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称“东北战犯管制所”）。满怀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热切期盼，赵毓英和从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等调来的几十位新同事一起，来到位于抚顺东北高尔山下几幢不太起眼的灰色平房报到。抗战时期，这里是臭名昭著的抚顺监狱，是日军关押、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地方。如今日月换新天，经过整修的抚顺监狱即将迎来它曾经的主人——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战犯。

还没来得及熟悉工作环境，刚到抚顺一周的赵毓英就接到了去中苏边境交接日本战犯的任务。她和其他两名护士、四名翻译共七人同行，负责押送期间的医护工作。 7月18日，在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侵华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司法、行政、军队、警察系统，以及铁路警备队、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下属部队等各个层级的官员、士兵。

那天阳光很足，几天没有见光的战俘们跳下苏联的“闷罐车” ，被强烈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非常狼狈，但也有几名师团长仍然身着将军服装， “表情傲慢，挺胸腆肚的。 ”第一次见到战犯的赵毓英既恨又兴奋， “过去你们侵略我们，现在你们是阶下囚了。 ”

7月21日，战犯们顺利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刚一入所，看到监舍张贴的《监房规则》落款写的是“战犯管制所” ，很多人就闹起来了。 “有人把《监房规则》撕下来搁地上用脚踩。 ”他们认为自己是战俘，不是战犯。而且，在很多日本军人的认知中， “侵华有理” ，侵略中国是在“帮助”中国。

比起稳定战犯的情绪，解决中方管理人员的思想问题更加紧迫。时任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就有很严重的思想包袱，赵毓英当时也想不通：“我们也没有犯错误，怎么给调到这儿来了？我们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战犯服务的。 ”看守员王兴一家八口人，除他之外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对于在管理所工作的抵触情绪尤为严重，强烈要求调走。

据说，当年对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国内也有争议，周总理曾讲，二十年后才能知道这件事是正确的。但当时没有明确文件下达战犯管理所，指示应该如何对待战犯。本着“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的人道主义原则，时任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曲初的夫人于瑞华对王兴进行开导，他在宿舍蒙头大哭了一场后投入工作。赵毓英虽然心存芥蒂，但是也开始给战犯们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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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

人道主义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担任护士长的几年里，赵毓英给很多战犯看过病，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他被确诊为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经常在监舍里大喊大叫，对救治极不配合，医护人员到监舍里给他打针吃药时都要格外留神，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对于渡部信一，赵毓英和其他医护人员特别小心，不在言语上刺激他，耐心对其进行救治，不到一年，就让他恢复了正常。渡部信一病好之后十分感谢医护人员，对他们以“恩师、恩人”相称。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管理所收押的行政级别最高的战犯。改造期间他突发脑血栓，四年都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由于吞咽困难，喂饭的时候，武部六藏有时呛到了，饭一下子喷到负责照顾他的护理员焦桂珍脸上，她都没有丝毫抱怨和嫌弃。为了保持卫生，还要给他理发、剪指甲、刮胡须。由于医护人员照顾周到，武部六藏从来没有得过褥疮。到1956年释放的时候，他妻子深受感动，痛哭流涕地向医护人员一一鞠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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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员给武部六藏喂饭

同样得到帮助的还有铃木良雄，他有严重的腰疼，在苏联时最好的待遇也不过是让他躺在热砖头上。管理所医生发现他得的是梅毒，给他使用了珍贵的青霉素将其治愈。 “他说那个毛病是他在中国战场上胡作非为（得上的），然后又是咱中国人给治好的，所以他特别感谢我们。 ”永富博道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割过中国人的舌头，现在中国人还给我镶牙，感到非常对不起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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