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宁国移民潮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清末民初的宁国移民潮

郑树森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12期

人口的移出、迁入是常有的社会现象，但一定时期内大规模的移民则是值得关注、研究的历史事件。近代大量客民迁入宁国县（初由政府动员，继之民众自发迁徙），是移民城市宁国的成因， “五方杂处”仍是今日宁国市基本地情之一。

一、大量客民迁入宁国的前因

经过康乾盛世，宁国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涌现许多殷实之家和望族（从众多宗祠的兴建可见一端，境内曾有57座宗祠），人口也激增。乾隆年间人口均为29万多人，较明嘉靖廿九年增20余万人；嘉庆年间在30万上下波动，嘉庆二年（1797）创人口高峰（48440户， 367450人）。人烟稠密之情形，从下例可见一斑:

宁国县西的环川村（今名上坦村，明清时为徽商通往金陵、苏州、杭州线路上重要据点之一，穿村而过的古道是旌德通往宣城的必经之路）于清代中叶鼎盛，店铺栉比、民房密集，相传“千灶万丁” ，村内有72家豆腐店、3家当铺和众多旅店，菜地全在四周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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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较繁荣的河沥溪、港口、石口、东岸、胡乐等集镇已有外籍客民。 1936年版《宁国县志》载：宁邑旧称居城列肆皆徽郡之人，在乡营生多江右（江西）之客，既而旌、泾之人遍于四境。

然而，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燹、鼠疫、灾荒不仅打碎了宁国的繁盛局面，而且使宁国遭受近乎毁灭的劫难：

①自咸丰六年三月廿八日（1856年5月2日）太平军石达开部首次攻占宁国县城，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太平军退出宁国，这9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争夺县城20次，多数成年男性被太平军强行征兵，兵灾中生灵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②同治元年五月起，爆发大面积的鼠疫。县志云：“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籍，无人掩埋”“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 ”

③灾荒。 1852—1855年“连年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地，苗稼立尽”；1856年“大旱，人相食”；1862年冬“大雪，斗米千钱，人相食” 。由是土著式微（县志云“宁自清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土地荒芜，许多村庄空无人烟，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县志云“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未归者不及十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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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互争战中，江南地区各县均出现人口剧减（或亡于战争，或死于瘟疫，或逃荒于外）、熟地搁荒（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的情况。鉴于苏皖赣抛荒严重的情况，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治四年（1865），曾在皖南征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薛福成的建议，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的政策，清廷诏令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凡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后便为己产) 。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宁国同皖南各县一样设“劝农局” ，以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光绪七年（1881）四月二日，清廷准予垦种荒地的“客民”加入宁国县籍，其子弟可在当地“入籍考试” 。

清廷诏令下达的前一年，已有徽州、福建的少数客民迁入宁国县；同治五年（1866）起，湖北籍、安庆籍、浙江籍民众相继携带家口，来宁国县垦荒种地，人口才渐多且客民数倍于土著人口（1869年土著人10004人，是原来人口的1/30；1904年客民120131人，而土著人仅26923人）。

二、宁国移民的构成、分布

迁居宁国的客民中，以湖北人、安庆人居多，其次是浙江人和河南人。

1、首批迁入宁国者系湖北人。 2008年广水市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再度牵手进宁国》称：如今38万宁国人中近20万人祖籍是湖北的。湖北人中应山县（1988年10月改为广水市）人约占六成，应山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故人们最先响应“劝农局”的号召向外迁徙，有两千余户上万农民“下江南” ，聚族而居，至今宁国普通话即以应山话为基础而成为主流方言。湖北人除应山籍外，还有来自孝感、枣阳、远安、谷城、大悟、当阳、钟祥、十堰、黄陂、荆门、随县、英山等地，他们多半集聚在畈区（今港口、梅林、汪溪、河沥溪、竹峰、霞西、西津等镇、街道），同治年间“湖北人满阡陌” ，河沥溪即有湖北移民聚集而成的“湖北巷” ，湖北人亦有散居在东部乡村者。他们找到适意的村庄后“据室为家，插标划田，立界为山” ，一季丰收后回原籍向亲友述说“江南肥沃” ，遂引来更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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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批迁入宁国的移民是安庆人，主要来自潜山、怀宁两县（落居宁国的桐城人、太湖人、枞阳人较少），初来时住棚垦山、间以狩猎，谓之“棚民” 。主要分布在万家、宁墩、南极、狮桥、云梯、仙霞、中溪、桥头、青龙、甲路、东岸、方塘等山区乡村，亦有散居城郊、梅林镇者。

3、浙江人与安庆人同期或稍晚迁入宁国。主要落居在宁国东部地区（今万家、宁墩、中溪、仙霞、云梯、南极、梅林7个乡镇），来自浦江、江山、绍兴、昌化、永康、黄岩、青田、东阳、义乌、桐庐等20余个县，以浦江、江山人居多，其次是绍兴、昌化、永康、台州等地浙民。浙民约七成在清末民初辗转来到宁国谋生，最终定居下来，少数人在民国期间因躲避“抓壮丁”逃难而来① 。

浦江人主要落户云山、万家、南阳、纽乐、黄岗、凤凰、中溪、中田、獅桥、石口等10个村，龙亭、盘樟、石岭、阳山、桥头5个村亦有少量浦江人。江山人主要分布在云山、大龙、西泉、万家、吉宁、黄岗、南阳、中溪、石口等9个村，云梯、龙亭、石岭、孔夫、石口、龙川、桥头、桥头铺8个村也有少量江山人。绍兴人分布于大龙、西泉、仙霞、獅桥、中田、阳山、永宁7个村。昌化人分布于云山、南阳、杨獅、南极、永宁、梅村、龙川、鸿门、石门9个村。永康人分布于中溪、西泉、千秋、白鹿、云梯、孔夫、凤凰、石岭8个村。台州人分布于阳山、云山、千秋、中田4个村。黄岩人分布于仙霞镇深坞一带。青田人居于孔夫、西泉、茅坦村的部分村民组。 1879—1893年，钟、雷、蓝3姓畲族人从浙江淳安、桐庐、兰溪、景宁、云和诸县迁入宁国，落籍于云梯、仙霞、杨山、中田、狮桥、南极等10余个乡镇，他们刀耕火种、寮房山栖，住在云梯者将荒山坡开成层层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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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治、光绪年间迁入宁国的其他移民。迁居宁国县的湖南、河南、福建籍人口不甚多。在畈村（有“湖南村”）、万家村和隆坞（原名火龙坞，即因湖南人住此且有玩火龙的习俗）等地有湖南人。在姚高、古林两村，河南人（主要来自新乡、罗山、光山县）较多，杨狮村、桥头村也有少量河南人。在仙霞、云梯、千秋、南阳、中田、大龙等村有闽南人，另有来自福建浦城县的畲族人。

三、大量客民移入使宁国发生显著变化

一是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当初动员移民时，地方政府将荒田廉价售给客民，或准许客民对无主田山、房屋自行划分，造册呈报后便为己产，政府提供耕牛、种子，并以“三年内不纳皇粮”的政策鼓励垦荒，因而招徕大量移民，荒凉之地渐有生机。湖北人多居平畈种植水稻，安庆人多在山区开荒种玉米，畲族人劈建梯田。很多田地被复垦，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数年后政府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二是生产技术得以传播融通。移民聚族而居或杂处，各地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相互交流传播，加之“宁国县山川朗秀，土地肥饶” ，则相应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是呈现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方言。 “宁国兵燹后，土著人稀，五方杂出，习尚各殊” ，相处百年后部分地区的习俗也有一些趋同；湖北人种植棉花后自织自染的“湖北布” ，改变了人们的穿着；鄂菜尚辣、徽菜重油色，至今影响宁国人的饮食；与汉人相处、经济条件改善，影响了畲民住居方式。咸同兵难之前，宁国县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吴语，弱势方言则是胡乐司（与绩溪县接壤）所通用的徽语。湖北、河南、安庆、浙江、徽州、巢湖籍移民迁入后方言纷杂，经过百余年的交融，宁国市境内形成三大方言区：中、北部的湖北方言区（构成宁国市的强势方言），东南部的安庆方言区（也夹杂小片吴语区），西南部的徽语区（绩溪话）。在浙民后裔年轻人中原籍方言渐次失传，湖北、安庆、绩溪方言在宁国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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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带来了各地的民间文艺(如安庆的秧草歌、畲族的盘歌、湖北的花鼓调与皮影戏；河南的旱船、彩车；南陵县的目连戏) ，而且与宁国本土文艺融合（如皖南花鼓戏就是湖北花鼓调、河南民间灯曲、宁国民间歌舞合流而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五是形成的“宁国精神”使宁国发生巨变。各地客民和土著人并存于兹，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民风，不排外不封闭，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从而为今后创新发展奠定了民情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宁国扔掉贫困县的帽子进而跃入综合实力百强县、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创业过程中体现出的“宁国精神”（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艰苦奋斗）即与移民县有渊源关系。

注：①部分浙民在“吃食堂”（1959—1961）后逃荒而来，解放后手工业者经商者落户宁国，以及因1958年建造通济桥水库而将浦江县前吴镇、白马乡部分民众迁移宁国县纽乐村等，不在“清末民初移民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