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感激的一个人：他在遵义会议中为毛泽东投出最关键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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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而王稼祥便是这二十八个人中的一位，他同王明一样，是位教条主义者。可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思想，也没有留学者的傲慢。只是由于他一直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加之同窗好友王明的影响，自然不可避免成为了教条主义者。

1930年2月，王稼祥刚回国，就卷入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斗争中，因批判李立三的同时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调离了中央，成为香港党报采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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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前往斗争一线积累经验。也正是这次机会，他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正面临着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回击敌人，可却在怎样打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第二天毛泽东凭借自己的耐心说服了所有人，也是这件事让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十分的钦佩。

会议结束后，王稼祥找到了毛泽东，两人彻夜长谈，王稼祥的军事思想也已越来越接近中国革命的实际，只是政治路线上还未能走出“左”的影响。随着一次次会议的召开，王稼祥逐渐发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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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召开，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决定将他从中央调离。可这是王稼祥却作了出人意料的发言，他讲述了毛泽东带给他的改变，以及毛泽东优秀的能力，并提出意见：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从那以后，王稼祥就变成了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在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组成了三人小组，向他们讲解自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思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之初，博古针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总结，避重就轻只强调敌强我弱的因素。轮到毛泽东时，他不仅尖锐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更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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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王稼祥旗帜鲜明的支持了毛泽东的的决定，并提出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从而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最终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定了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为成员的新“三人团” 。

事后，毛泽东对王稼祥的支持十分感激，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