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乌托邦情怀的文学描状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知青文学——乌托邦情怀的文学描状

作者：郭小东

知青文学——乌托邦情怀的文学描状

1．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是中国青年的思想教科书，代表作是知青小说《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军队小说《欧阳海之歌》。

2．两种不同质的知青文学：“文革”知青小说， “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前者颂扬“文革” ，后者宣泄“乡愁” 。

3．知青先行者郭路生（食指）的知青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它承担了一个时代应该由大诗人来承担的文学使命与责任。

知青运动的历史分期，是我们审视知青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把1942年以降， 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视作知青时期；1979年以后视作后知青时期，后知青时期还可再作细分。这样，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时代轮廓就比较明晰。

前知青时期文学因为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形成运动，它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是在强调革命意义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项长期的以改造思想、安置就业和备战备荒为主要目的的人力资源的调配。除了强制性的带有惩罚性质的诸如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除外，基本上还是自愿的，规模零散，也局限在某些地域。这种现实状况，表现在文学上也基本上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庞大的知青文学主题。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大多是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业余作者，诸如新疆的邓普，他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塑造了一个十五岁的兵团战士，通过种种阻力奔赴新疆建设兵团，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保护大堤光荣负伤终成残废的英雄形象，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拍成电影《生命的火花》。这是一部相当本色也充满着那个年代的时代激情的长篇小说，它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一样，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修养的教科书。在写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刻地烙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印记和精神方式。

黄天明的《边疆晓歌》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了一批到云南潞江坝垦荒的知青屯垦戍边的光辉业绩，主要是突出了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对于生活真相的摹拟和人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设置，自然是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和时流所牵囿的。但作品对云南边陲险恶环境中一群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乡村所产生的痛苦的思想碰撞，是刻划得相当出色动人的。

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是涉及知识青年支边的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的影响力和作品的思想激情相得益彰，而使之成为那个年代一首气势磅礴的进军曲。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整整一代人奔向边疆的进程。他把奔赴边疆和乡村描绘成有如征战一般豪情万丈，他煽动着人们去向往追逐一种光荣的生活。今天读来，大约会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历史地看问题，这是一首推波助澜、张扬革命理想主义的诗作。

《苦啊，无花果》是一部描写新疆支边青年的散文集。这部散文集里的文章都是支边青年作者自身的生活素描，真切的声音里有一种年青的生命搏动，尽管今天的文学史58读者有理由从中读出一种无法理喻的意象，但是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巨大反差之中领略的那种生命感受，从散文集的书名中就可以有所意会。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特有的，所固守的生命的书面，翻开它，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陌生但是并不令人反感的气息，每一代青年人都会为之动心、为之怦然的气息。

此外，豫剧《朝阳沟》和大型文艺汇演《军垦战歌》也是前知青时期社会反响极大的文艺作品，前者是直接表现城里人下乡当农民的新风尚以及在新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后者是反映上海支边青年在新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集中表现新一代屯垦戍边战士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

这些作品，都极大地涵容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特质和流行时尚，都共同地拥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革命理想和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和豪情在现实斗争生活中的消长变化，自然最终是以革命理念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尽管也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斗争和矛盾，但几乎都是从单纯的政党的视角上去对现实生活做臧否：提升或者批评，并非按照生活的本质现象做出判断。基本上是“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 。文艺必须按照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迅速作出反应。 “歌德”式的文学艺术自然在严峻的社会生活面前失却了它对现实应尽的责任和忧患。

知青时期文学主要是指1968—1978年十年间的知青文学。

这十年，是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偃旗息鼓，最终引发了1979年知青大逃亡的十年。在这十年间，真正的知青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地下运行的状态，两种不同质的知青文学即地上文学和地下文学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着，形成了奇妙的知青文学景观。

大约在1973年前后，凋零的文坛出现了一批反映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其中长篇就将近十部，如《征途》、《分界线》、《草原新牧民》、《青春》、《山风》、《剑河浪》、《铁旋风》等，给当时凋敝冷落的文坛吹来一丝儿带咸味的风。在那个年代，这些小说能够问世，难免使人产生种种疑问，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我们客观一些看问题，便不难发现，那是由当时知青运动的社会情势和政治地位所致。它们的主人公是“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难道魔鬼的掌上没有漏光的处所？问题是这些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描绘了生活的真实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才是我们要认识的。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要因为时过境迁，便仅止对它们撇嘴一笑吧。我相信其中许多作者是真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场景和人物表现，在现实生活也是确有踪迹可寻的。然而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令当今读者厌弃的印记。这当然不能怪作者和编辑，而只能怪产生那些作品的具体历史环境。（刘心武：《春风又绿江南岸》，载1982年4月1日《羊城晚报》）

当我们把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当作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是一堆政治垃圾，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情况。诚如上述，可以肯定， “许多作者是真诚的” 。他们对知青生活是有过一番接触体验的，也确是怀着一种歌颂“新生事物”的赤诚热心从事写作的。有些作者本身就是知青，如张抗抗、汪雷，当他们拿起笔写作的时候，应该说是他们本身的生活在召唤着他们。事实上，从小说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知青生活的气息。

在这个前提下，这些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出了知青生活的某些真实图景上的时代偏颇，透过那僵硬、不近人情、神化和造作的笔墨，剔除那令人生厌的帮腔套语和虚饰的“豪情壮志” ，那么，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幅比较接近生活真实（虽然所剩寥寥但确有作者从生活中撷取来的情节，倾注着作者的真情）的画面，从中寻觅到那个时代知青们在宗教式的政治气氛里被扭曲了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这些小说，其描写范围和情节焦点，几乎都是集中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期的矛盾冲突上。要检验小说描写的真实程度，只要对知青运动初期的知青思想状况稍作分析，就能得到基本的回答。

其次，我们似还应肯定这些小说在描写知青的英雄业绩方面，是多少保留了某些真实风貌的。也即从小说中多少可以窥视到某些先进人物的本色和英雄行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因为作者的创作初衷是在歌颂英雄，他们也确从生活中获得素材(如金训华等) ，他们对于英雄是真诚的；另方面，这种创作的初衷在当时宗教式创作法规的窒息上，产生了变态，在英雄行为之上，人为外加了标签和光圈。正因为它们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外加的，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它们进行分解，馏化出被污染了的知青英雄业绩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的塑造来反证，如留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张大为、陶阿宝(《征途》)、欢欢、诸立顺(《山风》)、刘浏(《剑河浪》)、刘在民(《草原新牧民》) ，彩虹(《青春》) ，这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次要人物，因其性质致使作者能够无顾忌地表现他们，写出了真情，个个都写得十分可爱。这创作实践是对宗教式创作法规的一个默默的不自觉的反动。

我们在论及这些知青小说创作中的矛盾状态和具有可资借鉴的因素的同时，并不因此排除它们由于受创作思想流弊影响所造成的严重缺陷。这就是，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无一例外地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在客观上产生了为当时的政治张目的效果。小说主要矛盾冲突往往缺乏生活的依据，为塑造英雄而去设置矛盾，用阶级矛盾取代知青思想改造中的矛盾。因此，大部分作品在结构上雷同，陷入公式化，往往以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暴露作为矛盾的高潮……由于作者把眼光注视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头，因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矛盾冲突，有意无意冲淡了这方面的艺术表现。

知青时期出版的有关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中长篇小说，并没有在知青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原因大约是多方面，究其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知青所在的边疆乡村，传媒所及非常微弱，尤其是文学传播方式的落后与闭塞，许多知青无法及时读到书报。二是这些作品所描状的与真正的知青生活有相当距离。它们被视作是另一部分也许是“高级知青”的生活写照。其实，知青们虽然地处闭塞，思想中狼性未改，但他们对缓慢滞重流动着的时局应有一种预兆和感悟。他们热情地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很可能也以同样的程度排斥着这些作品。他们的生活里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文革”期间流传于知青中的地下文学，包括知青文学。

这时的地下文学主要是诗歌。有两类诗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文革”前流行的外国民歌敷衍改编而成的，其改编大多出于《外国民歌200首》，诸如《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珊娜》、《红河谷》、《老人河》、《伏尔加河上》、《小路》等等，它们大都是俄罗斯民歌。主要通过借用这些熟悉的曲调和那略带忧伤而又感怀的歌词，略加改动之后，加以演绎编织而成。它是抑郁年代人性孱弱的宣泄，也是一种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声。二是知青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也可分两类，一类是纯抒情且尽量不触及时政无政治倾向的单纯抒写怀乡之苦的作品，如重庆知青写的《年青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巫山知青歌》、《广州知青歌》、《四季流浪歌》、《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些诗歌在知青中悄悄流行，以手抄本的形式，每到一地，都会有不同的改动，而形成了许多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地下知青诗歌，是南京知青任毅的《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这首诗歌因流传广泛，传出国界，被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播放，改名为《中国知青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动人心弦。作者任毅因此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判刑十年， 1979年平反释放，此时任毅已在狱中呆足了十年。

只当过一年知青后来当兵的北京青年郭路生，则是另一类知青诗歌的代表。不管是在知青文学还是共和国文学的史册上，都应该有他的位置。他的诗作内容与知青无关，但他的思考和对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达，是与这一代人相通的。何况他曾是一个知青，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界定其人其作的。他是这一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是最早以文学的方式，执著的表达着他对当下对人类未来的忧思的作家，而且他绝不对当时文坛的流弊和文风有丝毫的认同。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以及时尚却又亲和着人类精神的语言和诗歌风格，呼唤着未来人们的清醒回眸。历史正是依着他的预言发生发展着，而他自己则在现实与心灵的严重撞击中长期挣扎于福利院中。他是新中国少数坚持自己的诗歌立场且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这个他并不合时宜的国度的作家之一。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给人类的价值，他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使他与死去的思想的先行者遇罗克、张志新们，应站立在同一地平线上。

摘自郭小东《我们时代的知青》，原载《上海文化》，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