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尊崇的优渥，步步高升的宋朝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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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而建立的。当了皇帝以后，赵匡胤认真总结了唐末、五代教训，得出了千万不能让武夫专权的结论。 “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下达成的。此后，宋太祖把治理国家的大权赋予了文官，实行士大夫治世的国策，于是文官这个群体的地位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甚至管理国家军事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由文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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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宋太祖曾“勒石三戒” ，给后代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是：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所以纵观整个宋朝历史，文官被杀是极少极少的。即便像蔡京这样的奸相，最终也只是被贬为庶民而已。

宋朝的文官，在政治上的沉浮，多是因为政见不同被来回折腾，比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人身安全倒是有相当可靠的保证。因此，宋朝文官的胆量、气度都不缺乏，给皇帝上书谏言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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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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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宋朝选拔官员，有荫补制度。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子孙，或者特别欣赏的门客、异姓，都有荫补做官的机会。一般的官员，荫补的名额只能从子孙中产生。但这个制度绝非主流，规矩也很多：荫补的官员要申请报批，名额是有限制的，即使宰相一级，最多也只可以推荐五个人；荫补官员的升迁提拔受到限制。

在宋朝，科举选拔文官是最重要的方式。科举不论出身，是当时能做到的最公平、最可行、最有利的人才选拔制度。

宋朝确立了三年一届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秋天时，士子要先参加地方考试——州试。如果在州试中脱颖而出，来年的春天可以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顺利通过省试，当年就会有幸参加殿试。殿试的考官就是皇帝本人。能进入殿试这个环节，已经证明是出类拔萃之辈。参加殿试的考生，有的不需要再经过吏部的考核就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官。

无论什么年代，对于考试选拔，人们最痛恨的就是营私舞弊。宋朝为了防止科举中出现作弊行为，做了制度上的保障。

首先是限制知贡举的权力。知贡举就是省试的主考官。为了防止知贡举提前做好作弊的准备，朝廷都是临时任命知贡举。另外，还配备权同知贡举若干名，分散主考官的权力。如果作弊，必须把这几个考官同时摆平，而他们之间也有相互监督着，所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科举考试前，考官们必须住在贡院，断绝跟外界的联系，跟现代中考、高考命题老师的待遇一样，这又为作弊增加了一道阻碍。

其次，设立别试制度。如果考生和其中一位考官有亲属关系，必须在另设的考场另派考官进行考试。

再者，实行糊名和誊录制度。糊名，就是把参加考试的个人信息都封起来，谁也不知试卷是谁的。考官想给谁私下打高分，没有可能。但这个还有漏洞，试卷上的字迹、记号也可能被利用来作弊，誊录制度就是堵这个漏洞的。考生写的试卷，会被专人再抄写一遍，字迹和做的记号，全都白费，因为考官评判时见到的都是誊录卷。

科举考试中考取功名，在宋朝会很快被任命为官员。不像唐朝，考取功名和为官并无必然的联系，有功名却一辈子没做上官的大有人在。宋朝在这个方面效率很高，措施也很实际。

考取功名的考生，一般会在地方任职，特别优秀的也会进入国家中央机关。

国家中央机关，在宋朝即皇帝直接领导的三个机构是：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别是民政、军政、财政的中央机构。

宋朝专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倒是一直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御史台的监督权力很大，如果弹劾宰相成功，宰相必须辞职，由副宰相升任宰相，而弹劾成功的御史中丞会转任枢密院的官员。之所以有这样的规矩，是为了防止权力很大的宰相和监督机构勾结，也为了控制御史台官员公报私仇，打击政敌。

考取功名的士子，从地方基层官员做起，想要有更大作为，肯定必须靠升职。宋朝官员的升迁，其实有迹可循。只要安分守己、按部就班完成分内的事情，就会通过“磨勘”得到升迁的机会。 “磨勘” ，就是业绩考核制度，所有在官场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主动申请升职。经查明其资历与升职的规定相符，不需要在职务上有特殊的表现，职位都可以逐步上升。